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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陈明义1983年谈鄂豫皖苏区大肃反

更新时间:2013-11-22 00:39:12
作者: 黄文治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不少曾经的革命亲历者都有谈话录或者回忆录问世,笔者亦收集不少。其中,陈明义谈的内容应该算是比较突出的。

   陈明义其人,1917—2002,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商城县儿童团大队长,六霍县独立营政治委员,川陕省政治保卫局侦察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先遣支队参谋长,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进藏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明义《关于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一文集中谈的是鄂豫皖苏区的整体肃反问题,属于采访记录稿。采访者是六安党史办的周进、鲍劲夫两位先生。这篇谈话录整理稿,1985年曾以《以鄂豫皖“肃反”》(作者陈明义)之名字收录到革命回忆录《立夏节烽火续集一》(中共金寨县党史办公室编)一书中,遗憾的是,其间很多精彩、要害性的语言被删除、裁剪。

    比如讲到豫南、皖西北肃反时,陈明义强调:“军队师、团、营各级领导及英山、商城、霍山、霍邱、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象割韭菜似的,割了好几茬。”

    比如讲到保卫局审讯时,陈明义强调:“我在保卫局工作期间,亲眼看到在‘肃反’审讯中施行灌辣椒水,吊打等多种酷刑,完全搞的是逼供信那一套,各级保卫局都搞。上到省保卫局,下至县保卫局。”

    此种被删除、裁剪的例子至少还有两处。有些关键的语言段落,就笔者的理解是不能够简单删除和裁剪的。原谈话录整理稿见附录,错漏地方做了校订,以飨读者:

  

    附录:《陈明义关于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

    访问:周进、鲍劲夫

    整理:周进、鲍劲夫

    时间:1983年4月4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一九三一年冬,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机关驻在麻埠镇。我就是在这时调到皖西北道委保卫局工作的。当时,道委机关有四大单位。道委会,苏维埃政府,军分区和保卫局。保卫局下面设侦察科、审讯科、执行科、保管科和一个保卫营(辖三个连)及一个男、女分开的看守队。保卫局长王建南、侦察科长丁武选、审讯科长傅绍堂,执行科长X X X、保管科长余一文、保卫营长余寿纯。

    保卫局长王建南是黄陂人,窑匠出身,一九三一年秋,由鄂豫皖省保卫局派来皖西北。他的前任局长曾泽民、曾任商城县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子小地主家庭。王建南认为此人不可靠,不久在“肃反”中把他杀害。当时的保卫局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独立系统,权力很大,认为谁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即可逮捕或者杀害。以上将的是皖西北道区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及其权力概况,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问题,谈一下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大“肃反”的情况:

    一、肃反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一)是在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进行的。四中全会名义上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旗帜,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而召开的,但实质却是一次“反右倾”的会。不仅“左”的倾向没有纠正,相反比立三路线更“左”,“左”得没有办法再“左”了。

    (二)是在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发生的。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来后,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对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横加指责。他的错误言行,一开始就遭到当地许多同志的反对。因而,张国焘对这些干部很不满意。他认为商城、六安、金家寨等皖西北地区虽是在搞革命,但革命不彻底。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记述的:“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他把所谓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归答于许继慎(六安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影响。因此,他对原鄂豫皖苏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信任,尤其对皖西象许继慎等出身于本地的领导干部更不信任。张国焘借用了六安当地一句俗话,“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好比金銮殿”,说许继慎想到苏家埠做皇上,故对许继慎等领导同志很不放心,把他们当成对他实现独揽大权的主要障碍。

    (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敌我矛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在鄂豫皖苏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到了)不久,便和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和徐向前、许继慎以及军内、地方上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对根据地建设及政策,尤其对军事行动方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根据敌人对中央苏区采取攻势,对鄂豫皖苏区采取守势的情况,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多数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向外发展,不应老呆在根据地里。向外发展,既可能恢复蕲春、黄梅、广济根据地,解决物资、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又可大大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但张国焘坚决反对。后经激烈争论,在多数领导人的坚持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商城、商光一线和皖西活动外,主力出英山。当红四军南下时,在出击的方向上和张国焘又发生了分歧。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同志的意见是:占领英山后,应立即出蕲(春)、黄(梅)广(济)来恢复原红十五军的根据地,并使其同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出击武穴,威胁武汉,更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却主张占领英山后,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以配合反“围剿”。这显然是孤军深入的冒险行动。红四军领导根据实战情况,坚持出蕲、黄、广的正确主张,并将行动计划报告了分局。结果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活捉了敌旅长王光宗,占领了浠水、罗田、广济等城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如此,红四军的领导同志却被张国焘以红四军有“反分局的暗流"、“不执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重复立三路线"等等罪名,而受到批评、斗争、甚至撤职的处分。随后,问题逐步升级,竞诬称红四军南下时,许继慎伙同熊受喧等人“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从而,把军事行动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与“反革命”问颞混在一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当部队南下胜利后在鸡鸣河开会时,蒋介石企图瓦解我们革命队伍,派反动分子柏良的胞弟给许继慎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让许把部队带到黄岗地区,整编为一个军,委任许继慎做军长,并发饷三十万。许继慎当即把来人和信一起送到军部。四军领导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都是黄埔军校的先后同学,又是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他们对许继慎是了解的。深知他为人正直,对党忠波,很有指挥作战的才能。一九三O年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不久,成立红一军,把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统一起来,打了金家寨,霍山等地,消灭了土匪包刚,扩大了豫南、皖西苏区,一九三一年初组建红四军,他先后任该军十一、十二师师长,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广大干部、战士中威信很高。因此,徐向前、曾中生看信后,认为这是敌人搞的离间计,立刻将来人和信件一并送交分局。但张国焘为了排斥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从而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就借机说许继慎和蒋介石有勾结,是“反革命",责令陈昌浩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红四军中的领导同志逮捕。从一九三一年十月起,在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开始了“肃反"运动。

    (四)莫斯科“肃托”的影响,斯大林在苏联“肃托”搞的很厉害。凡同意拥护他主张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不同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不少人被搞掉了。我们党到苏联留学的一些同志,把苏联“肃托”的那套搬到中国,其实当时红军中许多同志连托洛茨基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哪来托洛茨基?完全是照抄照搬苏联“肃托”的做法。

    以上四条,国内原因三条,国际原因一条,我认为肃反就是这几方面来的。

    二、必须明确当时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是个冤、假、错案,与社会上的镇反(即肃反)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应严格区别。社会上的镇反,是革命人民起来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是正确的,不能也认为是错误的。但在“左”倾政策的影响下,多杀了一些人,有的地方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可那是革命初期,是很难避免的。

    三、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搞大“肃反”,是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出于他个人野心所导致的恶果。他从一九三一年在鄂豫皖的大“肃反”及以后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内部“肃反”,杀了不少好同志,在白雀园就杀害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肖方、李荣桂等红四军的很多领导同志;同时在皖西北等地先后杀害了方英、陈奇、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等同志。军队师、团、营各级领导及英山、商城、霍山、霍邱、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象割韭菜似的,割了好几茬。他们任意罗织罪名,说许继慎是“第三党”、熊受暄是“A B团”、周维炯是“改组派”。还说有什么“吃喝委员会”,是个“反革命外围组织"。到底啥叫“吃喝委员会”?我们的同志也闹不清。记得打下正阳关时,有的同志进城后,约了几个人一道下馆子,回来就被抓起来,说他们是“吃喝委员会”,同下馆子的人都脱不了手,一起被杀掉了。我在保卫局工作期间,亲眼看到在“肃反”审讯中施行灌辣椒水,吊打等多种酷刑,完全搞的是逼供信那一套,各级保卫局都搞。上到省保卫局,下至县保卫局。有个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商城县少共书记漆先昂(现名漆先棣,该同志一九二九年曾参加商南暴动),以后调英山任少共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说他是“改组派”,从英山抓到道委保卫局,经过逼供信,苦打成招,把他和那些待杀的人关在一间屋里。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他们想到反正是死,因此,趁哨兵瞌睡之机,推倒哨兵破门而逃。身体弱的没跑掉,抓回来统统杀了,跑掉的几个人中就有漆先昂。他逃到外地混了十几年,于一九四九年又参加我军,后来部队搞政治运动,说他是阶级“异已”分子,把他转业到马鞍山林场工作。一九八0年我在安徽的芜湖见到他,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我向安徽省委组织部写了证明,反映了他那次逃跑的实际情况,说:“如果不逃出,也会遭到无辜杀害"。后来,组织上对他的这一历史问题平了反。总之,当时“肃反”搞逼供信是上上、下下,军队、地方都盛行,苦打成招,互相株连,搞得人人自危。真正证据确凿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问题,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复兴社的头目冷欣,一次和陈老总交谈时,曾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把许继慎杀了”。据我了解,解放后我们从敌伪档案和其他方面,还未发现和了解到敌人那时派有改组派、A B团、第三党在我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材料。上述情况说明了大“肃反”中被杀害的同志,是我党的历史上一个大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党遭受极大的损失。

    最后,我还要重复强调:必须把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和社会上的镇压反革命区别开来,笼统地讲肃反错了、扩大化了是不对的。而党内、军内、苏维埃的“肃反”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是我们党当时还不够成熟。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党内斗争和敌我斗争混淆所致。但作为张国焘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它。只有认真而实事求是的作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每当我回颐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对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及以后再川陕苏区的内部“肃反”中,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杀害的先烈们产生一种怀念之情。他们是一批忠于党的优秀指挥员和战斗员。其中不少同志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老前辈。仅我知道的在鄂豫皖苏区就有:许继慎、周维炯、曹大俊、熊受喧、庞永俊、肖方、李荣桂、陈奇、方英、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王培吾、姜镜堂、廖业祺、关叔衣、柯柏园等,连徐向前同志的爱人程训宣同志也未能幸免。以后在川陕苏区又有:旷继勋、曾中生、刘杞、余笃三、舒玉章、王振华、张逸民、杨白等同志。这些同志为创建鄂豫皖、川陕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了很大功绩,并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无愧是革命的坚强战士,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

    今天,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对在当年内部“肃反”中被杀害的先烈们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丰功业绩应彪炳史册,以励后人。

    (根据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对安徽省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周进、鲍劲夫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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