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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更新时间:2013-11-11 20:31:07
作者: 竹立家 (进入专栏)  
它的威信在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大幅度下降。温家宝总理在的时候,我也讲过,现在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这种现象到现在没什么改变,你说你的,我下面该做我的,照做不误,几乎任何政策出台很难达到我们政策所预想的目的和目标。所以说,政府威信下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我们搞的所有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可能能起到一定效果,也是为了纠正这种政府威信下降的现象,但是据我观察,现在效果很差。三公消费到现在几乎没有下降。中国的职务消费如果把隐形的,预算内的和预算外的加起来,是世界上官员职务消费最高的。三公消费还不属于职务消费范围内,还是普遍性的,所有公务员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想抓政府自身的建设这一块,但是现在看来,不从制度上着手,仅进行精神操练很难。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忘记这一点,那么我们任何的精神操练,可能都不会有实际效果。现在我们的改革和时间赛跑,2013年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时间窗口。2013年就快要过去了,本来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政府,原来我的估计或者公众的预期,认为有两年或者三年左右,可以给我们改革空间,现在看来不到一年,就快过去了。因为我经常下去搞调研,我经常和人聊天,不论朋友、老百姓还是干部,感到这个时间窗口在逐渐过去。2013年,特别是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必须要出台一些振奋民心的改革措施。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预期很高,如果重要的改革措施没有出现,这对社会的信心确实是很大的打击。所以第一点,就要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威信下降。政府作为社会控制和治理的主要力量,你的威信下降,你说的话还有人听吗,你还有权威吗?如果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失序了。这第一个失序,就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

   第二点,现在公共机构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在不是说某一个部门不负责任,现在公共机构基本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比如说,我们食品卫生监督局,从局长,副局长,司长,处长,有40、50个人腐败了,那么我们药品还能安全吗?肯定不安全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食品药品监督局,他层层把关,一个新药,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不是经过10000次临床实验、配方如何、原料如何,他非常认真地检验,然后才盖这个章,允许你生产。中国药监局长腐败了,司长腐败了,处长腐败了,你给我钱,我盖章合格。所以你看,去年中国人打吊瓶打了100亿瓶,有10万人被吊瓶打死了。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是自找的,有点感冒就打吊瓶,我说是我们的吊瓶有问题,所以不要多吃药,有病扛扛就过去了。现在我们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各种安全事故非常多,为什么?政府部门几乎不负责任。比如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就讲,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上的交警,发现超载他就罚款,本来能不能制止住?可以制止住。你发现超载,让他卸货就行了,下次他就不超载了;咱们交警不这样干,罚款,司机都形成概念了,只要交罚款,准备几百块钱,我就可以超载。2011年,光罚款,交警这个部门就多收了四千亿人民币,他们反正是单位也拿了,个人也拿了,大家都有好处,但就是超载治理不了。为什么?他不想治理,本来在全世界都一样,卸货,罚款,下次他就老老实实。包括质检,为什么现在食品不安全?每个工厂、车间里,都有质监员,他盖章,合格。我们现在好多工厂里的质监员,你给他两瓶酒、三条烟,就合格,他才不管你合格不合格,你只要给钱。防疫局检疫的,每天都有到餐馆里,他不检疫,你给钱、给烟、给酒,卫生合格,完了。现在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光拿钱不干活。

   像我们的城管,北京在说城管问题,我说取消城管,你按照美国、日本、韩国,都是警察在管,哪有城管?我们有个问题,就成立一个机构,北京又在琢磨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跟我说了,我说赶紧打住。政府管理本来就是九龙治水,不可能是一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是对的。比如说老鼠谁来管?他在餐馆里,就是防疫局管;跑到楼道里面,就是住监局管;跑到大街上,就是交警管。不能说老鼠归谁管,谁都不该管,谁都该管,看你在哪里。

   我们需要中国的政府部门进行机构改革,你们看我写的很多文章,我还是赞成大部制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层面的好多人,对大部制的理解错了,以为机构越少越好,错了。我说你看美国,政治性的机构、内阁部门,就15、16个。但是美国的二级机构,就是局,像我们质监局、药监局,还有独立机构、半独立机构有三千个,归联邦政府的。中国有多少?中国只有100多个,200个,差得很远。所以说,现在中国具体承担公共服务的部门非常薄弱,大部制改革基本上又泡汤了。为什么?改不下去。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进步,老百姓需要的服务越来越多,首先政府的机构得够数,人员得够数,现在中国机构不够数,人员不够数,所以中国公共服务越来越混乱。好多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它提供不上去,为什么?缺机构,缺人员。我跟他们讲,我说大部制主要是一级机构,政治性机构裁减,首先裁减发改委,不需要了。

   二级机构要加强,就是具体提供承担公共服务的要加强。但是现在我们恰恰相反,所以下面不知道该怎么搞,理念不是很清楚,包括中国公务员多了还是少了。有时候我和吴敬琏老先生开会时辩论,他说中国公务员汉朝多少、唐朝多少、哪里多少,现在加了多少,越来越多了。我说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随着文明的进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了,公务员当然越来越多了,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退步了。汉朝那是什么社会?汉朝一个县令干两件事,一个是断官司,一般老百姓不去,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有钱别进来,断官司很轻松;第二个就是收费。现在县委干什么?多了,教育、医疗、卫生、道路、扶贫,农业,当然需要公务员多了。那时候一个县令,带十几个衙吏,基本上把事情办妥了,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呢?不是说中国公务员多了。美国3亿多人,有2800万公务员,中国现在13亿人,有多少政府雇员呢?大约是5000万左右。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公务员少多了。美国每年的政府行政支出这一块,行政事业费这一块,大约占财政支出9.9%。中国这些年连续在20%以上,从2008年到现在。日本是2.8%,我们整天骂人家小日本,但人家政府效率非常高,它的行政事业费只占财政支出2.8%,是世界上最低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每百个劳动力里只有6个人在政府机构工作,日本是11个,新加坡是9个,美国15.5个,欧盟平均20个,中国是最低的。

   为什么我们行政事业费那么高?官多,花费太多。美国一个市基本上是一个市长,如果市稍微大一点,有一个市长助理,完了。它就一个政府办公室,也没有车,自己开车上班去,几乎没什么成本。而中国一个县,四十几个处级以上干部,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县长,县委书记两三个,人大有七、八个,政协七、八个,还有纪委。反正县级干部,平均我算了一下,四十多个,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秘书。花费多少? 90年代我在满洲里挂职,回来以后,我们老院长跟我聊天说,“你可比我强多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看我快60岁了,部长,一个月才6千块钱,你看你有4千块了,咱们差2千块,你说合理吗?”我说,“院长,这么说的话,我跟你细算,包括每年政府供我的钱、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费用。我的办公室是18平米,的办公室是80平米。我骑自行车上班,你有一个60万块钱的车,有一个司机,有一个秘书,你这个成本多少?还不说看不见的,光表面上看,尤其是尊严,你看谁见你都点头哈腰,见我理都不理。”官本位的国家,行政成本太高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公共服务,未来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期,如果说,我们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平等、教育平等,在未来十年没有一个明显进展,中国社会崩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次他们让我写一下我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些什么期望,我说是政府自身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在政治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否则我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将是社会的一个祸害。中国未来如果搞不好,还是政府问题,政府不出问题,中国社会就不出问题;政府一旦出问题,中国社会就出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官德决定民德,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如果说,我们官员都不负责任了,都不讲道德了,都贪污腐败了,这个社会就基本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理论的不在状态,现实的不在场。现在我们理论不在状态,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前两天我在中央党校开会,我就跟他们讲,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工具是什么,你们这么多教授,有没有?没有,说不清楚。我说马恩时期,我们理论一本一本的,资本论,意识形态;到毛泽东时期,还是一篇一篇的,老三篇;现在我们理论变成一句一句的了。我说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一句一句变成一篇一篇的,然后变成一本一本的。现在说社会主义没有发言权,没有说服力,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太薄了,不在状态。你在网上看,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人,是用真理性语言在讲话,其他人都在对真理性语言进行解释,几乎没有思想,学术界没有思想、没有想法,领导人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我在描述一个事实。你在西方国家,在写思想史的时候,都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斯、凯恩斯、罗尔斯的思想,都是这些思想家。资本主义,他们的领导人没有思想,他不看书,他有什么思想?所以撒切尔夫人讲,我是哈耶克的信徒,我崇拜哈耶克,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按他的思想改。思想是学者的事,你执政者又思想,又执政,又干这个,又干那个,大家搞得很糊涂。前两天开会,我说你现在这个中国梦,我倒不反对,就是它和这个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或者和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关系啊?你不能改革开放30年,三种理论都去掉,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东西,它是否包含前面那些理论在内,它和前面那些理论什么关系,你得说清楚,光就梦研究梦,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像小平所讲的,解放思想很重要。我在很多地方讲,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我们现在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的问题。我说我们前三十年,78年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改革,是因为我们开放了,才有了改革的路子。下一步我们要研究的开放的问题。上海你们想搞自贸区,想让上海的自贸区撬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开玩笑,不可能。城镇化搞了半天,反对声一片,不了了之。现在自贸区的推出,又是一个宣传点,卖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提一下,但是20、30平方公里能撬动这么大一个国家吗?对经济机构改革有什么贡献?我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研究。所以说,理论不在状态,环顾左右而言它,不关注现实,就离现实很远,自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找卖点,找热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理论不在状态,是我们进入风险社会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实事求是,来研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在理论上,调唱得再高,再动听,都对现实没有意义,都不会促进现实的改革和发展。

接着就是现实的不在场,没有出席,我们说得很热闹,现实没有出席,我们就是空中楼阁,瞎谈。有一次在中央党校开会的时候,我讲,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三个不能低估:第一个,不能低估官员的贪腐程度;第二个,不能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第三个,不能低估群众的愚昧程度。现在学者是系统的堕落,不是某一点堕落。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左派大约15%左右,疯的不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回到文革,要回到那里去;还有15%左右的是右派,就是从西方系统地搬回一些东西,就是照葫芦画瓢;还有70%,大多数的是依附派,就是解释文件。对中央一个报告、领导人的一个讲话,他们系统地大规模地解释,到处做辅导报告,你们可能也没有少请他们,瞎讲一通,系统地把现实排除在外。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术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学者怎么就不出思想呢?我说社会主义60年了,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学者的理论被这个社会所认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看西方,系统地出思想家,包括二战以后的一大批思想家。我们没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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