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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政治风潮与行业变迁——1947-1984年豫西S县医疗卫生发展史

更新时间:2013-11-09 23:53:49
作者: 李国强  
可减少脱产的卫生行政人员和护理人员)。在机构设置方面,一般采取公社设卫生院(医院),生产大队设卫生所(保健站),生产队设由不脱产卫生人员组成的卫生室(保健室),下面联系广大的群众卫生骨干和积极分子(卫生员、助产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等)。

   在大跃进当中,S县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与卫生部《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规划大致吻合,相关工作早在1958年就热火朝天地展开了。主要做法分两个方面,一是扩充公有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数量,二是配合大跃进运动开展医疗活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一)扩充机构和人员

   首先是扩大政府主导的县乡两级卫生机构。1958年6月,S县调整县级医疗机构,县卫生院改称人民医院,防疫保健股分出,成立S县防疫保健站(1960年改称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11人,负责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1958年8月,S县医学院成立,第一次招生80人;1960年,改名为S县卫生学校,卫生学校除文革时期间断外,一直办学至今。同样是在1958年,所有乡镇(当时称为人民公社)卫生所都升格为卫生院,共有病床35张、医生146名。

   其次,联合诊所发生了一些波动。1957年,S县撤并了25个联合诊所,其余仍继续运转。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中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增加,联合诊所数量又有了反弹,新建9个,数量之多仅次于1952和1953年。联合诊所存在时间较长,直到文革当中的1968-1970年,剩下的20多个联合诊所才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陆续解散,所余92名医务人员全部下放到农村(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7)。

   第三,大力建设农村集体卫生室(所)。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建立生产大队,原卫生室(所)变为大队卫生室(所)。原有卫生室(所)加上筹资新建的,共计146个,医务人员210名(见图1),分别增长165.5%和79.5%。到1961年,大队一级的卫生室为147个,变化不大;医务人员变为291人,增长较快。同年,乡村接生员达到294人(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7)。农村生产大队卫生室(所)属于集体经营的一项事业,主要是为了方便农民就医,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农民仍需自出诊费和药费,所以不属于合作医疗。

  

   (二)开展运动

   医疗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剧增,虽不无仓促之感,却也表明S县医疗卫生事业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巨变。除此之外,医疗卫生行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例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S县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中即已投入大量精力“除四害”,当年灭鼠97629只,灭蚊蝇658.7万只。1957年,灭鼠503700只,灭麻雀251778只。1958年是“除四害”运动的高潮,灭鼠1825941只,灭蚊蝇67365公斤,灭麻雀1296856只。与此同时,S县的卫生运动还扩展到群众生活的其他方面,厕所不清洁是疾病的重要来源,1958年改厕所59832个;饮食卫生也比较重要,所以也改炉灶51002个(见表3)。

   1958年12月,距县城3公里的HC公社在“除四害、讲卫生”方面的工作得到国家肯定,公社劳动模范CTL参加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并获奖章1枚。1960年,S县深入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持久战,为彻底消灭麻雀,CG、YZ、TH、SZ、HZ等五个公社联合组建神枪手专业队,巡回出击达半个月之久(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139)。

   1959年3月,S县展开了声势极为浩大的“灭病运动”,抽调医务人员512名,几乎是全员出动。不料,运动过程中却出了差错。3月30日,MZJ公社ZG大队用苦楝根皮(一种中药材)治疗钩虫病,共服药42人,中毒13人。4月4日,再次发生中毒事件,MZJ公社升平大队28人空腹服用苦楝根皮汤1小时后,15名儿童中毒,2名死亡。河南省对此极为重视,迅速组织了100多人的医疗队到S县,对14种地方病、多发病进行全面普查(S县卫生防疫站,1983: 148-149)。

   大跃进之后是3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病症。1961年,S县紧急布置普查相关人群,共查出病人24174人,其中浮肿病1227人,干瘦病4842人,子宫垂脱、闭经75617人,小儿影响不良1445人。政府统一安排治疗,以集体治疗为主,也分散发放药品。县、公社、大队建立“休劳院”161处,集中病人2671人,其余病人采取“定人、定点、定时、定任务”的办法送药上门。县政府拨发医疗救济款35000元,其他有关部门紧急抽调粮、油、糖等副食品。生产大队屠宰牲畜增加病人营养,共计杀牛289头,杀羊866只(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135)。

   四、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S县医疗卫生工作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执行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着重建设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推动农村合作医疗;二是政治运动及其带来的混乱,冲击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在大跃进当中,S县各种医疗机构和人员大幅度增加。这些机构和人员都是吃财政饭的,数量猛增之后超出了县财政承受能力,因此到了大跃进之后,其规模都有了很大削减。公社大队卫生室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961年卫生室数量为147个,到1965年减少到109个。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医疗卫生行业规模有了较大的调整和压缩,另一方面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和经费却不断增长。1959年是1949年之后享受公费医疗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2622人,而到1964年,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却达到2780人。公费医疗经费也从1959年的50490元,增加到1964年的137000元(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165-166)。从宏观上看,S县并非个别案例,而是当时全国医疗卫生状况的一个缩影。就此而言,1965年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绝非无的放矢: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1968)。

   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给医疗卫生行业以后十余年的政策方向定下了基调。为了贯彻“六·二六”指示,S县于1965年安排部署了医疗下乡工作,全县组织医务人员60余人,分4个队,分片全面普查地甲、性病(S县卫生防疫站,1983: 149)。县医院特地举办了一期卫生培训班,培训半农半医人员49人。S县还对农村大队卫生室(所)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培训卫生员3122名,其中406名为女性,接生员366人,配备保健箱1760个,所装药品折款15000元(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7)。

   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S县,“文攻武卫”之类的事件频发,县卫生科很快就失去了领导权。1968年2月,卫生科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文革之初的混乱显然影响了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县医院先是在1967年底丢失电话机一部(当时属贵重设备),接着在次年5月3-9日,门诊药房和收费竟然拒绝向会计交账,钱款无踪(S县人民医院,1985: 120)。

   文化大革命还比较严重地影响了传染病防治工作。1967年,S县爆发大规模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脑流”),全县各公社发现感染者共计886人,发病率为十万分之260.59,死亡102人,病死率11.51%。脑流大爆发一方面是因为春季气候干燥、疫源地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文革冲击之下卫生防疫机构陷于瘫痪,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S县卫生防疫站,1983: 54-55)。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红卫兵大串联引发的人口大流动,也是助长脑流扩散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脑流发病率为十万分之403,病死率5.49%(何国忠,2006)。对比之下,S县发病率远远低于全国水平,病死率却几乎是全国水平的两倍,后者凸显了S县卫生防疫部门的瘫痪程度。

   1969年3月,S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指挥组下设文教卫生小组,领导全县卫生工作。当年3月,县医院某些医务人员被认定为“文化大革命”派性分子,下放到DZ、MZJ、HZ等公社26人,下放到县“五七”干校10人(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120)。此时政治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S县医疗卫生系统开始执行中央一年前颁布的政策,大办农村合作医疗。S县合作医疗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69-73年,第二次是1974-82年。

  

   1969年10月,县卫生科革命领导小组派人到CC公社,选择了两个大队搞合作医疗试点,探索和总结了一些经验之后就迅速推广到全县。当年全县农村卫生室(所)285个,其中实行合作医疗的276个,比例达97%。资金筹措方面,规定每年夏、秋两季收入分配时,大队、生产队和个人共同筹资。社员每人每年交0.5-1.2元,集体筹集30-50%作为公益金,不足部分从大队副业中提取(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8)。县里要求生产大队划拨专门的中草药土地,自种、自制中草药。参加合作医疗的群众,门诊费全免,药费减免。

   由于管理不善、资金筹措困难,合作医疗很快就办不下去了。到1973年低,坚持合作医疗的仅剩下52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总数的18%。为了响应号召、把政策坚持下去,1974年S县搞起了巩固合作医疗的工作,一方面大力宣传若干大队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开展“一根针、一把草”运动,鼓励采用中草药和中医疗法,以节约医疗成本。到1976年,全县办合作医疗的大队达到100%,在全县300个大队中全部实现了(见表4)。

   S县还尝试提高合作医疗的统筹层次,从大队提升到公社一级。1975-76年,DT、MZJ两个公社搞起了社队联办的试点,实行“两级管理(公社、大队),三级防治(公社、大队、小队)”(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8)。在DT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实行草案》中,规定公社一级的合作医疗资金,由群众筹资上交,每人每年4角钱,大队分两次送交卫生院。占《草案》篇幅最大的部分,是关于群众到哪个层级医治、医疗费用如何报销的,规定的很详细,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管理上的困难之处。到1977年,两个试点都办不下去了,症结还是资金困难。

与合作医疗制度相配合的是闻名世界的赤脚医生队伍,他们原是生活在农村的乡村医生。就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达到高潮的1975年,国家对赤脚医生的宣传也冲上了高峰,两部讴歌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和《红雨》在全国热映,报刊杂志对赤脚医生的报道连篇累牍,赤脚医生俨然成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形象代言人,全世界为之瞩目。在S县,赤脚医生数量从1974年的862人,猛增到1975年的1077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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