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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荣 王娥:改写历史的两种手法: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

更新时间:2013-11-04 20:03:23
作者: 王利荣   王娥  
“罪犯聚于一处,互为习恶,徒增犯罪之事。”{9}

   由于都具有隔离和人身强制性质,保安处分对被适用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与监禁刑执行负效应几乎没有差别。在中国现行社会控制模式和文化背景下,犯罪是一个极具道义性评价的概念。一个人一旦被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判定为“罪犯”或“犯罪人”,这就意味着社会对这个人的行为甚至这个人本身做出了否定性的法律评价,甚至是最为严厉的伦理谴责和法律非难,即打上犯罪的烙印,贴上罪犯的标签。这个标签将始终伴随着这个人的一生,使其名誉和前途均受到某种负面影响{10}。如果说监狱中的服刑人员被贴上了罪犯的标签,那么社会另类的法律标签同样也会贴在被处分人的身上。尽管在法律的抽象定性上,在押服刑人员是接受刑罚制裁或者说强制性劳动改造,被决定保安处分的人员是接受非刑罚性处分或者说接受的是强制性教育改造,事实上这种区分只存在于学理解释和官方文件之中,不具现实意义。因为无论是让一个正在接受保安处分的有正常思维的人做判断,还是让一个有正常思维的普通人做判断,监禁刑执行与所谓保安处分没有本质区别。况且历史已经给今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人们潜意识中已经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混为一谈,在他们的眼中,二者都是“坐牢”,变性于保安处分,结局也是可想而知。

    

   四、改聆询为司法控制之效果

   与劳教如何重新定位的意见分歧现象不同,对于改革审批程序,即由特殊行政审批程序改为司法程序控制,刑事法学界和部分行政法学界大都持肯定态度。

   对于劳教审批环节的弊端,法学界早已有过系统揭示,还权于司法的结论也已获得普遍支持。简言之,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经复查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应撤销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确凿,本人还不服的,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所谓审批机关表面上是一个由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事实上劳教审批权是由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具体行使,由一个负责侦查犯罪的部门行使劳教决定权,既不能避免把那些被推定有劣迹和再犯可能性的人作为准罪犯送人劳教场所,又完全可能将劳教场所作为深挖犯罪线索的“第二看守所”,况且公安部门少数几个人就可以执掌剥夺特定对象人身自由长达一至四年的权力,制度的空档本身就很明显。

   聆询程序运行令人失望无疑让更多的人回到了将其交由司法控制的结论上。第一,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非经司法程序,不受非法剥夺或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裁决权由法院行使,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鉴于行政权力扩张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最理想的外部监控模式是由法院来密切监督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这倒不是因为法官比警察清廉,执法能力更高,而是警察权与司法权之间相互制约更符合法治原理。第二,将具有再犯罪危险的人交由司法处置,具有可行性。即使将来的强制措施期限只有1年左右,将其决定权与刑罚裁量权一道交由法院行使,审判质量更有保证。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也不同于自诉案件,但与普通刑事诉讼相同,被告人可以申请回避,有权获得辩护,可以聘请律师,不服法庭判决还可以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不得实际执行教养。鉴于严重违法或轻微犯罪人危害社会的程度较小,采取简易程序仍不致令法院工作压力过重。第三,尽管刑事诉讼程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刑事法机制运行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却非行政程序可与之相比。刑法提供相对明确的“罪刑价目表”,可以成为相关法律明确违法行为标准的重要参照,刑事诉讼程序提出与之配套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和证明程度,法庭调查和辩论给予控辩双方质证的机会,能够成为设置新程序的样本。

   应当看到,采取司法控制是以确认教养处分或保安处分为前提的,如果无需另行立法,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分流劳教的功能,那么这个前提就不存在,讨论司法控制也就没有意义。换个角度看,近年因审批程序的变化而导致劳教适用率大起大落的现象,提示人们预测相关立法的实效:过去劳教适用率高,与程序简便有直接关系,实现司法控制致使这一条件消失,那些界于犯罪边缘的人员更有可能被送入刑事诉讼程序或予以治安处罚,以致法庭审理决定的拟定强制性羁管的人员数降至极低,假设真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维系相应的场所,有没有必要立法,都得打个问号。而如果避开这一问题,强行立法和部署制度调整,结果可能是“种下龙种,收获跑蚤”。

    

   五、现有法律框架下之理性选择

   逐次评析既有改革方案后,本文观点已非常明确。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分流劳教功能,持续推进强制戒毒、收容教养、出狱人安置帮教等预防犯罪措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一,改进和详化所谓轻罪化主张应对当下的问题。[5]即借《刑法修正案(八)》之势,微扩常见犯罪犯罪圈挤占劳教空间。

   我国大陆地区刑法一直为行政处罚留足空间,但行为加定量的定罪机制却没有带来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刑法出让的空间,劳教适用因缺乏有效程序控制、标准模糊,处置强度过大,导致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刑法修正案(八)》的颁行实施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现状。具体地说,法案将入户盗窃、携凶器盗窃行为入罪,增设“恐吓”、“多次敲诈勒索”为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行为类型,增设强迫交易罪的行为类型,都明显降低了常见犯罪的门槛,这一取向看似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背,实质是犯罪圈的扩大带来了制裁圈或者说处分圈的整体紧缩,产生了节制人身处分的整体效果。应当看到,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类常见危害行为都是不为社会所容忍的行为,劳教为公安机关所看重是因为它能够与刑罚形成双重防线,这种对常见危害行为的处置圈远比实施《刑法修正案(八)》形成的犯罪圈大。而且这类原本归属劳教的行为人被送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所受到制裁的期限普遍少于劳教期限。

   第二,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原劳教执行机关继续负责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该制称谓是收容教养。

   《刑法》第17条明文规定,对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是刑法确认的正式制度,无需另定法律加以确认。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收容教养本身已是一项完美的制度,只是基于本文主旨,这项制度的完善以及节制适用,诸如确定被收容教养的下限年龄、教养移送与执行的权力归属与程序、教养的期限与方式、收容教养与国家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机制的衔接等等内容,需另行撰文分析。而这是刑事法框架内部的完善问题,无需另行立法。

   第三,对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精神卫生法共同规制,由精神病院负责执行。该制的称谓是强制医疗。

   《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对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可以由政府予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不同于对精神正常人的强制隔离,因为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精神病人会主动要求治疗,同时又不能忽视他们只是病人的事实。目前,刑法对强制医疗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这类人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治疗、司法监控下的社会治疗模式还是完全交由社会医疗机构治疗。好在刑事诉讼程序补上了这一空白,因而将来的强制医疗模式应当是司法监控下的社会治疗模式。

   第四,经强戒后复吸人员的治疗由《禁毒法》系统规制,原劳教执行机关继续负责其强制隔离戒毒。该制的称谓是强制隔离戒毒。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彻底改变了强制戒毒原来的格局,过去的公安强戒和劳教强戒被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目前从国家司法部到各省市司法局,几乎所有劳教管理部门同时挂上了戒毒局的牌子,已经说明劳教执行机关正在自行转换功能,这里,同样不等于说强制隔离戒毒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事实上对滥用新型毒品人员应否采取场所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采取何种治疗模式,治疗期限硬性规定有无不妥,都需继续研究。

   第五,运用治安处罚替代对卖淫嫖娼人员的劳动教养。此谓治安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应予劳教,这应当被理解为:立法者明显排除了对卖淫嫖娼人员予以教养的可能性{11}。事实上,根据刑法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已经构成犯罪。至于那些已满16周岁明知自己患有性病仍然从事性交易或通过性渠道放任其他疾病传播的行为人,依照刑法规定,也已构成传播性病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见,依其轻重各自归属刑法或治安处罚法调整具有可行性。归言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卖淫嫖娼人员更宜采取行政罚款方式,对于其中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其违法所得且处以拘留。

   尤值一提的是,在我国教育机制中,一些多次盗窃抢夺他人财物、寻衅滋事的低龄学生被学校送入地方教育部门主管的工读学校而非劳教场所,这些未成年人远离司法机制,似乎更能让其融入社会。此外,那些被德国刑法视为最危险的出狱人从来不是我国劳教场所收容的对象,这些出狱人置于社会帮教之下而其再犯率置于社会可控程度,都表明这个社会的自净能力不宜被低估,对出狱人予以社区行为指导和生活扶救,比继续隔离更有效,也更人道。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观点并非全面废除劳教制度,而是试图割掉这一现制中的“病灶”,这意味着随着劳教名称的废弃,运行诸种强制处遇的观念将发生实质改变,要言之,既然维系“社会秩序的源泉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而非警察自身的壮志。”{12}维系社会稳定的手段理当节制强制力度。与此同时,目前将过多精力集聚于与改革相关的立法上,不如直接沉人那些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详定其运行规则。还需说明的是,批判现制和评估方案相对容易,谁也不宜轻言,经如此这般的改革,就不再会有司法的纷争,也不再会有制度的异化,出现社会动荡时如何保证法律适时反应,还呼唤建立一套能够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机制。而这恰恰印证了司法制度发展的应然路径,不断解决问题,不断树立信度。

    

   王利荣,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生。

   【注释】

   [1]《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以《劳动教养研究专号》方式,登载了陈兴良、王人博、储槐植等学者的文章,对我国劳动教养的弊病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检讨,论者对劳教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2]相关内容详见载于人民网的中国人大新闻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专题“郎胜:违法行为矫治法是否需要制定还需统筹考虑”。

   [3]参见:樊文。德国刑法中的处分制度及其保安监督述评[EB/OL].[2013—03—10].http://www.iolaw.org.cn/2013—3—10.

   [4]具体可参见:陈忠林。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困境、价值危机与改革方向——关于制定《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法》的设想[J].法学家,2004,(4):30;储槐植。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N].检察日报,2013—03—07(OA);刘仁文。刑法的结构与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7.

   [5]参见:张绍彦。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中国劳动教养的立法选择[G]//储槐植,陈兴良,张绍彦。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1.

   【参考文献】

   {1}储槐植.再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J].中外法学,2002,(6):76.

   {2}罗结珍.法国新刑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56.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4.

   {4}高莹.矫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

   {5}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建,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5.

   {6}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0.

   {7}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J].法学研究,2006,(5):67.

   {8}陈志军.短期自由刑比较研究[G]//现代刑事法治问题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6.

   {9}切萨雷·龙勃罗梭.犯罪人论[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1.

   {10}陈瑞华.劳动教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J].中外法学,2001,(6):26.

   {11}李洪雷.我国的行政拘禁制度与改革[G]//陈斯喜.中国人身权的法律保护及其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8.

   {12}罗伯特·雷纳.警察与政治[M].朱俊瑞,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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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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