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静哲:法律多元论:轨迹、困境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3-11-04 20:00:36
作者: 杨静哲  

    

   【摘要】现代法律多元论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叛传统西方法学的产物,同时也是各领域学者对法律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它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一套话语。晚近法律多元论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三重困境: 即“整合”、“定位”以及“划界”问题。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而由此产生的诸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

   【关键词】法律多元论;困境;出路

   法律多元研究源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的“法的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斯·韦伯、欧根·埃利希、马林诺夫斯等学者的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研究为现代法律多元论奠定了基础。西语中的“legal pluralism”、“pluralisme juridique”、“Rechtsvielfalt”既指“法律多元”,即两种或多种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或法律秩序共存于同一社会领域中的现象,也指研究该现象的“法律多元论”[1]。1969 年首次以“法律多元”为名的研讨会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举行,该会议及其论文集的出版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多元论确立的标志。{1}创立之初,法律多元论主要关涉殖民、后殖民社会,以社会科学家的经验研究为代表,其任务是描述和分析非国家法秩序与国家法秩序的共存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一批优秀学者结合经验研究尝试“理论一般化”,法律多元论由此进入比较法、国际法、政治学等领域,并且成为各界学者“对社会—法律关系加以再概念化的核心主题”,{2}其关注点转向非国家法秩序与国家法秩序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以及各国家法体系之内的法律之异质性矛盾与日俱增,法律多元论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凸显,一些法律理论家开始关注法律多元。但法学理论家对法律多元的理解与社会科学家迥然不同: 前者以国家实在法为中心,强调法的规范之维,以一般法理学建构为目标; 而后者持国家法秩序去中心化立场,强调法的事实之维,以展现法律秩序/体系多元互动与竞争之多样性为志趣。伴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全球化研究的深入,法律多元论者的视域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或者某一国家,而转向地方、国家与全球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一股全球法律多元论的浪潮。

   现代法律多元论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叛传统西方法学的产物,同时也是各领域学者对法律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它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一套话语。但我们看来,晚近法律多元论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三重困境: 即关于法律本身两种属性的“整合”问题、关于国家秩序/体系的“定位”问题以及关于研究领域的“划界”问题。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它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在简述法律多元论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困境”与“出路”,并且结合法律多元论的晚近发展状况揭示其启示意义。

    

   一、法律多元论的发展轨迹

   法律多元论在广义上包含四种研究路径: 第一、哲学路径,即借助哲学上的多元论来研究法律多元。世界是由差异与多元的要素构成的,法律本身即是多元的存在,但在哲学领域的重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尤其在语言学转向出现之后,鲜有学者在这一路径中有所斩获。第二、政治理论与传统公法理论的路径,即以主权多元论或政治多元论来研究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被视为政治权威多元或主权多元的产物,这种在政治思想的脉络中探讨法律多元观念的进路以基尔克、拉斯基等人为代表。第三、法学路径,即在一般法理学传统下对法律多元的探讨。法律理论家把法律多元理解为一种规范的多元,或者将法律多元论看作是理解与国家无关联的法律规范与制度的方法。第四、社会科学路径( 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代表)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从田野调查与事实分析中寻求多种规范性秩序并存与竞争的根据,反对国家中心主义法律观,强调法律秩序的地方性及其相对于国家法秩序的自治性。就四类研究的贡献而言,“哲学”与“政治/公法理论”路径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法律多元的间接性研究,体现于一般观念层面,其实质性贡献较小,而“社会科学”与“法学”路径则是当今法律多元论的主导研究路径,换言之,法律多元论的发展轨迹主要沿着“社会科学”与“法学”两种路径展开。

   (一) “社会科学路径”的法律多元论

   法社会学、法人类学作为新的交叉学科进入政治—法律领域标志着“法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社会科学视角的法律多元观念体现于埃利希的“多元法律秩序互动”,韦伯关于国家法秩序与非国家、超国家法秩序之关系的讨论,以及古尔维奇的“社会法多元”之中。{3}148 -156他们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法律史和社会史等资源,以社会团体秩序的相对自治为出发点,探讨法律规范来源、法律秩序或司法管辖权的多元化,其研究充分展现出传统法学的规范研究与“社会科学法学”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张力,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以经验研究取代规范

   研究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张力。

   法律多元论最初以 20 世纪中期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为主要背景,欧美国家的法律输出改变了原有的殖民、后殖民社会的多元法律状况,也推动了引入“先进法律”的非殖民社会的法律改革。范德林登认为,此类社会“存在着多样的和多重的规制性秩序”,而由两种以上的法律秩序构成的规制性秩序可以被称为“法律多元”,其要义在于,权利主体作为多个社会网络成员的个人服从于多种法律秩序。{1}胡克亦指出,国家范围内的多重法律义务体系的存在被称为法律多元,但国家法与其他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法”与“从属法”的关系。{4}2 -5,454 -455而桑托斯则提出一种由“居间法制”( inter - legality) 构成的法律秩序多元性,即由非正式、非官方的修辞性法律所形成的法制与国家官方法律体系所形成的法律多元。{5}此外,波斯皮赛尔、穆尔、贝克曼、伍德曼等人就习惯法、本土法、纠纷解决等问题在亚洲、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等地也展开大量关于法律多元的经验研究。{6},{2}

   这类经验研究强调“多重”法律秩序、法律体系和法律义务存在的事实,并试图从事实中提炼出适当的理论构想,从而反馈给法律实践。在这些构想中,穆尔的“半自治社会领域”(semi-autonomous socialfield) 概念为法律多元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改变了法律多元论的性质: “使内部生成的规则获得效力的过程,通常也是决定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之服从或不服从模式的直接力量。”{7}57 -58穆尔的成果表明,非国家法制与官方或国家的法制之间是一种竞争与互动的关系,无论在非洲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前者在一些特定领域中也可能决定后者。“半自治社会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促使学者们认真对待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多元状况,“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反思成果也对这一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8}但是,强调“法的事实之维”的多样性很容易导致议题分散和概念混乱。格里菲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竭力倡导法律多元论的一般化,他结合穆尔的成果提出一种既能够反映“规范的异质性”,又能够避免法律中心主义的描述性法律多元论。{9}在梅丽看来,穆尔、格里菲斯等学者实质上将法律多元论研究重心从“非国家法秩序”转向“国家法和其他规范性秩序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2}综上而言,“社会科学”路径的研究是一种以经验研究为主导,事实描述为本位,强调非国家法体系与国家法体系互动的法律多元论。

   (二) “法学路径”的法律多元论

   “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致力于建构统一国家法体系,或者以道德哲学或正义论为基础的法哲学体系,而强调“法的事实”,“情境中的法”,以及地方法制的相对自治。多数法哲学家与法律理论家都对“社会科学”法律多元论敬而远之,法律多元论长期被置于主流法学之外。而晚近国家法体系内部与外部的异质性矛盾日益凸显,以塔马纳哈、退宁等为代表的法律理论家也积极参与到法律多元的讨论中。

   塔马纳哈认为,社会科学路径的研究赋予“法律”以双重含义: “规范的确认和实施”和“社会安排的具体类型”,而后者作为一种对规范性秩序的描述并不属于真正的“法律”。{10}在他看来,在缺乏概念共识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的经验研究很难产生有效的观察和数据收集,而由一种“非本质主义法概念”———即由人们在社会领域(social arena) 中的共识惯例所决定法的概念———构成的“非本质主义法律多元论”才是理解并建构“情境化”规范体系的关键。{11}与塔马纳哈的立场基本一致,退宁认为法律多元的存在是事实,但在如何划定法律现象与非法律现象之间的区分上,以及划定不同法律秩序、体系、传统和文化之间的区分上都存在概念界定的难题。退宁进一步指出,法律多元只不过是规范多元的一种,或者“社会事实的法律多元”的理想类型,但作为事实的法律多元暗含着国家的非中心地位,甚至国家不重要的命题,这种法律多元论对国家政策与制度设计几乎没有起到指导作用。他倡导人们站在分析法学或一般法理学的立场,采用一种宽泛的、实证主义的法概念来理解法律多元,并将非官方秩序与纠纷解决方式视为对官方的秩序模式的补充,而非挑战[2]。大体而言,“法学路径”的研究是一种以规范主义为主导,概念分析为本位,秉持国家法中心论的法律多元论。

    

   二、法律多元论的困境与出路

   (一) 割裂与困境

   “发展轨迹”表明,“社会科学”法律多元论诞生于“社会科学”兴起之时,由人类学、社会学孕育而出; “法学路径”法律多元论根植于法律实证主义,以批评或修正“社会科学路径”的姿态出场。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两种主导路径仅以各自领域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来探讨法律多元现象或者建构法律多元论,其结果是,两者在理解法的性质、国家法体系的定位以及研究领域的划定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割裂”。

   第一、经验研究主导 VS. 规范研究主导。法律多元论产生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殖民、后殖民法律研究,其基本概念和理论预设以西方早期人类学和经典社会学为基础,社会科学本身的经验主义倾向决定着“社会科学路径”法律多元论以经验主义为主导认知方式。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法律是一种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特殊社会规范,或者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要想切实了解异质性社会的法律多元状况,就必须在经验层面以定量或定性的科学方法观察和描述“情境中的法”。但法律理论家认为,法律是由基本概念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规范体系,法律多元只是规范多元的一种,法律多元论必须建基于一种适切的、明确的法律概念之上,必须考虑到以国家法体系为核心的法律适用体系。因此,在事实中得到人们遵守的、维持特定地区秩序的“情境中的法”不一定都是法律,法律理论家只把经过一般化、概念化或者制度化,且被国家所承认的规范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

第二、事实描述本位 VS. 概念分析本位。社会科学的形成是其与法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的斗争过程,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的,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分别代表着“大社会科学”内部的理论一端与经验一端,而总体上,观察、描述和分析社会事实,并提出应对社会问题的对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9213.html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