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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关于美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3-11-01 20:50:50
作者: 于滨 (进入专栏)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谈谈我个人对美国研究的一些的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研究的意义;二是美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美国研究的意义

   美国研究的意义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有新内容。我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美国研究”,用一个英文的定义就是 “America discourse”: 这不仅仅包括学界、政策研究,也包括媒体、社会等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对美国的认知、 讨论、意向;以及 “精英”阶层对舆论的导向。在我来看,现阶段美国研究的意义至少有四点:

   * 首先,美国是最大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或“国别”研究对象;无论是作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friends or foes),都不能忽视美国这只“800磅的大猩猩”(800 pound guerrilla),不管这只大猩猩是在做爱还是在作战(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makes love or war)。

   * 其次,在坐很多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不仅奠定了现存的国际体制;也几乎垄断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话语权,美国自称是“IR church”,即国际关系研究的“圣殿”。

   * 第三,对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方国家。多年前,美国学者沈大为(David Shambaugh)有一本题为Beautiful Imperialism [美丽的帝国主义]的书。 在此之前,另一位美国学者James Thompson写了一本叫 Sentimental Imperialism [心地善良的帝国主义]的书,认为很多亚洲国家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却用心良苦[with a bigger heart]。

   * 最后,在中国近期的美国研究中,有一种 “美国情结”(complex) “内化” 的趋向(internalized) ,以致“美国因素”在中国无处不在,深深嵌入中国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和公共空间。如今,国人求学、移民、投资、偷渡,美国几乎都是首选之地;最新的“时尚”似乎是国人到美国驻华使领馆“上访” 频频,知名的有陈光诚、王力军等。我这里只谈现象,不作评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和反政府的“异见分子”,都争相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不同的是,经过《时报》的处理,前者成就了“中国威胁论”。如:阎学通2011年11月21日文:“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中国如何打败美国]?”  据说是《纽约时报》作的标题,吓坏了不少美国人。而后者(“异见分子”)则印证了“中国邪恶论”和“中国垮台论” 。

   在当今中国的America discourse中, 说美国好、称美国坏的人大都各执一词,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其实美国既不好也不坏,美国就是美国,不以我们的好恶和价值判断为转移。如果真是要以价值判断来看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学者曾说,世界上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在美国。中国学者应该摆脱在“美女”与 “野兽” 之间的机械划分。1

   90年代初,李慎之先生有一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是这样评述中国在20世纪末进行的改革开放的:

   回过头去看,…… 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李慎之先生也许未能料到,或是早有洞察,20年后中国“全球化”的结果,居然是相当程度的“美国化”。当然,如果全球都“美国化”了,已经全球化的中国岂能“置身”之外?!至于这个现象是“好”、是“坏”,祸兮、福兮,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予评说。

    

   二、 美国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

   对于美国研究的方法问题,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要“去中国化”;二是要更加“美国化”。

   “去中国化”,就是在研究美国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貌,不能做到旁观者清;地球离不开太阳,但也不能离得太近。比如,2008年末奥巴马当选总统前后,中国媒体竞相发掘奧氏家谱中亚裔或华裔的痕迹,以期奥巴马当选后会善待中国。一位知名美国问题专家,甚至把美国白宫的这场“颜色革命”,即奥巴马当选,比喻为中国国内“民主与法制的春天”的拐点 。原话为:

   如果美国人正准备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位黑人总统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春天还会远吗?2

   一年后,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64亿美元,执意会见达赖。国人对奥巴马由过度期待转向极度失望加愤怒,二者其实都是欠理性的。这位学者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无须与美国国内的族裔关系挂钩。按照这个逻辑,如果白宫的主人不是黑人,中国就不必推行民主和法制吗?!其实美国很多事情,尤其是内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与中国关系不大;不必过分解读、过分联想,动不动就扯上中国 。对于美国,我们仰视了太久,已经不习惯平视,或以平常心来看待对方了。仰视得太久,脖子会很累的。

   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是在研究美国时如何“美国化”,即尽量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理解、描述和解析问题, 就是说要实现“换位思考”。我们常常批评美国,说美国人在研究外国事物时,难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其实,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自问,我们在研究美国时,是否能够实现换位思考?前面提到的把奥巴马的当选与中国国内民主“挂钩”的学者,应该认识到,奥巴马首先、也必须是美国总统;而不仅仅是“黑人”、或“黑人的”总统。 美国南部若干州近期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倒退;佛罗里达黑人青年被射杀,白人被告被判无罪,都说明在美国内政中,奥巴马当选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美国族裔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很多美国黑人甚至认为,奥巴马在族裔问题上缩手缩脚,偏袒白人。

   比如2009年奥巴马刚刚当选时,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Louis Gates, Jr. 因为进入自己家而被白人警察逮捕,尽管警方已经弄清了Gates就是房主,而非盗贼,还是因为他“态度不好”而把他收押。对于这样一件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事件,奥巴马在白人社团的压力下,居然收回了最初的批评言辞,以“白宫啤酒高峰会”的形式,不了了之。连我当时都对这位黑人教授羡慕不已,希望警察来家里逮捕我,这样就可以免费喝白宫啤酒!

   “换位思考”,即从美国人的角度观察美国的事物,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意、违反常理的事情;至少在描述和分析阶段,应该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即客观、准确。按照美国学者Thomas Schelling的话说,就是要发现“非理性中之理性”(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ity)。3

   再举一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和美国都日益怀疑华盛顿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即不受监管的华尔街金融体制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以及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一夜之间,14万亿美元打了水漂)。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在美国,也大受怀疑和批判。

   而我们的一位学者,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深度危机之时,2010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文,在强烈抨击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对病入膏肓、损人亦不利己的美国经济体制却盛赞有加,多次冠以“先进的民主体制” (“advanced democracies”),原话:

   在美国这样先进的民主制度中,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治机制在总体上限制了利益集团的权利(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4

   那么美国人怎样看待美国现经济制度呢?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Paul Krugman几乎用99%的时间,口诛笔伐布什政府的“撒手不管” (hands-off)的经济政策;当然还要用1%的时间,把所有的屎盆都扣到中国头上。说中国借钱给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联邦赤字。但中国借钱给美国,是要美国买补药,不是去买毒品。Krugman对中国的很多评论,其实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可见,这篇中国学者的文章,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误读,已近荒谬程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最糟糕的东西,都比中国好!然而事实往往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并不等于美国的就好,各有各的问题。吃美国的药,可能治不了中国的病。

   要真正了解美国, 一定要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作为切入点,避免想当然和主观臆断。要研究美国人怎样看待某一事务,而非我们主观上希望美国应该如何如何(we study what things are and why; not what should become, or ought to happen) 。

   当然,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出发,不等于认同美国的观点。

   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澳大利亚Deakin大学中国学者潘成鑫的近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识、祈望和实力:西方如何描述中国的崛起》[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UK: Edward Elgar, 2012]。

   潘成鑫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史,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威胁” 和“机遇” 的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反映的主要不是中国是什么,而是西方自身,即社会话语的所谓“自传性”(discursiveness): 这可以解读为“一种社会话语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对象或现象,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描述者自身的表述和构建”。潘教授引用了《犹太法典》的一句话:“我们怎么看别的东西不取决于那些东西是什么,而是根据我们自己是什么。”  由于中国在西方观念中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往往建立在恐惧(fear)和幻想(fantasies)的基础上。而这些恐惧和幻想所体现的主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

   对于潘教授的新著,我有两点评述:一是潘教授的新著,是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学者),对美国和西方思想体制和观念最为深度的解析,读起来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5 二是潘教授在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时, 全力投入,博览群书,又拒绝盲从,这在海外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的中国背景的学者中极为罕见。一般情况下,中国在海外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很多都置身于西方学界的各类理论范式(paradigms),感觉良好;当然,这无可非议。此外,海外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还是迫于生计。

   潘成鑫显然大大超越了西方的范式。

   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或者有机会去美国或西方研学,希望各位能够把研究美国和西方作为己任,深入研究对方。

深入研究对方本身并非最终目标;要能钻进去,跳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以致超越美国的美国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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