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3-11-01 20:26:58
作者: 何蜀  
而被“造反”者则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前工商业者,有“海外关系”者,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文艺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以上人群的家属子女等等),其中相当多的打击对象是在5、6、7月间由各级党委或代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对各单位人员进行“政治排队”后内定的“三、四类”(“政治排队”划分“四类”源于文革前“四清”运动时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第九条对干部的分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三、各级党委此时(极个别地方例外)均在正常运转并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自始至终都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无论地方或是全国都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它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产物。”(见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616页)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不符合当时的复杂情况。

   在北京,最初出现的红卫兵确实是自发的,秘密的,脱离学校党委领导的,到了1966年8月初,因为毛泽东写了支持红卫兵的信(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传达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消息传开后,“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在8月1日到8月18日的半个月时间内,红卫兵组织成为了每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学生们纷纷放弃了原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名称而归属于红卫兵。红卫兵演变成有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丁晓禾编著《狂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58页)到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就出现了“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他们不仅站满了天安门城楼上和城楼两侧观礼台上,而且在城楼上、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上与解放军士兵一起值勤维持会场秩序(见当时新华社报导)。很显然,不仅他们的值勤、列队是由“党委”(自然不是学校党委而是更高级别的党委,比如北京新市委)统一安排的,他们戴的红袖章也是由相当一级党委特批统一突击制作的——在当时,任何一个“群众自发组织”都不可能随意制作自己的旗帜、袖章,不仅旗帜印制厂(属于特种行业)不可能为之印制,想要买到那么多红布也不可能有人拿得出足够的布票(上海“工总司”成立时就是跑到一家绸布店去抢的红布来制作旗帜袖章,以后各地成立的自发性群众组织,也都是有了“官办组织”的先例才逼着各级党委批准印制旗帜袖章的)。因此,到这时红卫兵的“自发”性就已经大打折扣了(“文化大革命”宣传中竭力夸大宣传“自发性”,其实只是为了表明毛泽东的一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已)。用徐友渔的说法,这些早期红卫兵是“自发地破土而出和通天相结合的怪胎”(《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0页)。在这之后得到各级党委支持(谁敢不支持?)一哄而起出现的红卫兵,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最初的“自发性”了,比如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等高干子女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等,就很难说是“自发”的和“完全脱离党组织领导”的。

   8月18日毛泽东公开检阅红卫兵,宣告了影响深远的红卫兵运动登上文革历史舞台。这以后,各地响应号召闻风而动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布置下仿照北京模式建立起来的,有的虽也有一个“自发”的形式,但根本称不上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只需想一想:当时哪有真正自发的群众组织能有条件制作自己的旗帜、袖章和印刷精美的传单、宣传品),“上海市委为控制局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安文江《我不悔》,见《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版93页)在中共四川省委于1966年10月2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就有这样的指示:“认真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领导,积极发展壮大,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及农村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298页)从要求“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壮大”,到哪些单位不成立红卫兵都有规定,可见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对红卫兵所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这样的红卫兵能算是“自发”组织吗?这类红卫兵在各地都分别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如广州的“主义兵”,重庆的“思想兵”,南京的“黑字兵”,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武汉的“一司”,合肥的“红总”等等),他们均听命于当地党委,各地的所谓“破四旧”、抄家,也大多是由他们在当地党委统一部署下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基本上都是由各基层党委(或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的,一些地方还有公安派出所直接参与行动。各地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实际上是由这些“红五类”红卫兵搞出来的,与后起的造反派没有多少关系。

   以重庆地区为例,“八一八”之后,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即指示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重庆各学校迅即在各级党委布置下由“红五类”学生组织起了红卫兵,“红五类”教职工则组织起了赤卫军,8月下旬,红卫兵、赤卫军在各区、县党委(或社教工作团)的统一部署和公安派出所配合或参与下对社会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实行抄家并破坏古迹毁坏文物。9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列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到重庆抓的试点——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刘文珍和市委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安排了铜管乐队演奏助阵。9月5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提议,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部署,“工人纠察队”(这个名字也是李井泉提出的)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发出《宣言》。随后,全市纷纷建立起了实质上由各级党委领导的“工人纠察队”。9月8日,按照市委安排,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驻军领导人经市委提议并报经成都军区党委批准奉命担任“辅导员”。接着,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当兵”(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连日作重点报导,全市掀起“送子当兵”热潮。9月15日,《重庆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导《全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并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这次大会有西南局刘文珍、重庆市委和驻军领导人出席并发表祝贺讲话。此后,因中学生红卫兵总部态度日益倾向造反派,在市委授意下,又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于9月20日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统一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后被民众鄙称为“思想兵”),从而引起中学生红卫兵强烈反弹,集会抗议后大批上京告状……

   尽管在1966年8、9月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真正自发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但除个别地方外,这时造反派还远未形成气候,在各地普遍属于少数派,处于被压制、围攻、打击的地位。看一看各地的文革大事记就可知,当时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由党委组织或号召多数派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出面围攻、批斗、打击造反派学生的重大“事件”,如桂林“八七”事件,西安“八一六”事件,哈尔滨“八一七”事件,长沙“八一九事件”,上海市委组织的声讨“八二五事件”,合肥“八二七事件”,重庆“八二八事件”,成都“八三一事件”,青岛“八二五”、“九一”事件,武汉9月初的大抓“南下一小撮”事件,贵阳“九五”、“九六”、“九七”事件,南宁“九九”事件等,正因为全国形势如此,才有了毛泽东9月7日“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其中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24页),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批语精神指示《人民日报》于9月11日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8、9月间,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未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在正常运转(只是比平常时期艰难一些)。尽管这时已出现了“炮打”、“炮轰”一些党委的口号,但这并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倒是由各级党委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按照全会文件之一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8月17日传达到全国县、团级领导层)的提法而主动提出的。各级党委这时都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或火烧)司令员”、“引火烧身”之类口号(如同在“四清”运动中主动“洗澡、下楼”一样),认为这样才是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确领导运动。比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8月19日在郑州大学群众集会上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炮打省委司令部”;中共重庆市委在8月25日召开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同日,陶铸、张平化、王任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接见中南地区赴京同学时,在讲话中一致谴责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三个相信”口号,号召同学们回到湖南“去对市委、省委、中南局开炮,一齐炮轰司令部”。8月2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发表短评《向“司令部”开炮》……自然,当时也会有相当一部份党委在提出“炮打”时以为这是“反右派”运动前夕“欢迎帮助党整风”似的“阳谋”。

   在这期间(特别是9月份),已经有少数造反派开始炮打当地党委,但从全局来说尚未形成气候,而且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中严厉提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个讲话对造反派刚开始的炮打党委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而给各级党委注射了强心针。当然,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一阶段个别地区也走到了前面,如河南郑州造反派因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领导人的支持,在9月5日召开了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陕西西安造反派在9月13日召开了“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不过此时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都还没有瘫痪,大会通知还特地邀请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二名观察员“列席大会”。

   总之,从总体上看,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运动形式、领导力量、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都跟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阶段,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到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群众性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

   这一阶段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开端。10月1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在全国掀起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平反浪潮,极大地鼓舞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至以前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压制的人们起来造反;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检查;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总结报告,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告中,长期以来束缚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明确宣布为“反动血统论”予以严厉谴责,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大量发行,并经造反派群众组织广泛翻印,迅速传遍全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912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