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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沈从文的“疯”

更新时间:2005-05-27 18:01:29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1918年从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曾正式参军。1922年独自来到北京,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写出了大量有着浓郁湘西气息、极富个性魅力的感人作品,1927年起先后登上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讲坛。 1949年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及物质文化史等。著有《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其中以中篇小说《边城》享誉世界。

  

  一

  

  1948年11月7日,战云低垂,在北大校园内,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一些教授、学生、助教有过一次文学座谈会,师生畅所欲言,平等地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在发言中反复以红绿灯为喻谈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提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1]

  

  这大概是他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参加文学活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此时上距他踏上文学之路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他发表传世名作《边城》也足有十四年),下距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和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只剩下了40天。如果说,那一刻他尚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即将走到尽头,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意识到了。12月1日,北平的战事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的失败已无可挽回。 沈从文写信给季陆:

  

  “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2]

  

  12月20日,他在给另一朋友炳堃的信中说:

  

  “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3]

  

  在他写信前的五天,北大校长胡适已南飞,北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位于中老胡同的沈家一度也曾说客盈门,变得热闹起来。一方面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一方面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则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4]沈从文此时“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5]最后,他选择了留下。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他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他没有料到的自己将要面对的竟是这样一幅图画: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他的长子、当时只有14岁的沈龙朱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夏榆《100岁的沈从文》,《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

  

  后来沈从文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那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6]

  

  1948年3月,大陆战场上胜负将分,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垂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指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不臣服在他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作家,萧乾是“黑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7]

  

  (同一辑还有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前者指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等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在思想斗争中属于“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的”对象。后者则对沈从文纪念熊希龄的《熊公馆》一文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是“清客文丐的传统”。[8])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92岁时回忆说: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9]

  

  就郭沫若的文章而言,未必没有“揣摩上面的意图”成分,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来自自负全能天才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隐恨。早在1930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公开发表《论郭沫若》一文,对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10]1931年,他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11]

  

  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搁在郭沫若身上,他又如何能忘得了?1949年4月5日,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他在病床上写下一篇很长的日记,他感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12]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

  

  此外,沈从文对政治的疏离、乃至“反对作家从政”正好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注定了他们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沈从文一生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对任何组织都保持着戒心。他从不讳言自己过去“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他从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虽然他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同事朱光潜、杨振声、周炳琳等“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大约1945年,闻一多、吴晗邀请他加入民盟,他没有答应。抗战后回到北平,徐盈介绍他编《现代文艺》月刊,“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干了。”[13] 1948年,萧乾邀他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新路》,他也拒绝了(不过他“认为对国内和平会有好作用”)。

  

  二十多年间,他始终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始终不加入什么“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既不参加“左联”(“左联成立,好友胡也频曾邀他加入),也不是梁实秋的同道,不是文学研究会、甚至不是“新月社”的成员。他只是坚定地“争取写作自由”。

  

  这位从小就当兵的作家压根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反对任何战争、暴力,但他从来没想过去台湾,或流亡异国。他的生命和他绝世的文字一样只能属于中国。对国民党,他向来没有好感。在西南联大,“因在课室中批评到重庆,稿件受审查,有四个集子不许印行,《长河》被扣”。[14] 当有传言他所尊敬的胡适即将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也写信表示忧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最好保持不党不偏之身,在政治之外努力,连民盟这些第三方面政治组织,他也是持有戒心的,他在西南联大时还写过《我们要个第四党》的文章,结果被国民党禁止发表,并且被昆明出的《扫荡报》大骂了一阵。“文革”期间他在检查中批评自己:“西安延安不分。对国民党固然不抱什么希望,对人民解放战争,也同样抱着怀疑悲观心情。对伟大领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15]

  

  像他这样的人,当天下定于一之时,他被获胜一方抛弃乃是必然的。何况还有一朝得了势、便把令来行的郭沫若在。

  

  二

  

  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特别敏感。1月2月,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6] 18日,他在徐志摩、陆小曼真迹手书的《爱眉小札》上充满感慨地写下:

  

  “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17]

  

  此时处于沙滩、红楼的北大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西郊的水木清华已是另一个新天地。梁思成、金岳霖等在清华任教的朋友都很惦念他,请他到清华住几天,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1月28日(即旧历年除夕),沈从文去清华的当天,张兆和写信劝慰他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18] 大约29日左右,沈从文复信表示:“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19]

  

  30日,沈从文在张兆和给他的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

  

  “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0]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一语道出了那一刻沈从文内心极度的痛苦。

  

  同一天,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给张兆和回信,详细汇报了沈从文在清华的生活、起居及病况。2月2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说: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21]

  

  在清华园“老金屋子”里,他写过一篇《一个人的自白》:“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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