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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远山:公共事件中公民行动的困境及纾解

更新时间:2013-10-29 21:02:54
作者: 江远山  
尽管有些冲突是由突发情况引起,如执法犯法、执法不公、态度恶劣等,但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非中立性”角色,使警察与公众直接接触时,容易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气筒”。

   政府强力介入公共事件,使其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当事一方,导致其与民众的直接对抗而丧失了本来可以有的缓冲空间。而政府以“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公共事件之中,使其在处置公共事件时缺乏公正客观的权威性。这种匮乏导致高昂的政治和社会成本,使处置公共事件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

   第二,“政治机会结构”的封闭阻碍了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30年来中国的发展现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行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不合时宜的制度造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参与障碍”,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分隔在制度内外,体制外个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制度性途径的接纳。这种封闭的制度最明显体现在阻隔城乡的户籍制度上。这一与就业、分配、社会保障、教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制度,将中国公民分为两类,对于生活在资源相对集中、又得到制度偏袒的城市的居民来说更为有利。然而,在社会流动加剧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和农民工等只能享受到“部分公民权”。例如农民工子女就学和高考移民,农民工正常纳税却无法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等,都是户籍制度所致。

   制度的壁垒也造成精英阶层依托制度结成联盟,“我爸是李刚”、“寒门难出贵子”等现象正是封闭社会造成阶层固化的典型写照。这不仅让人们心生挫折感,形成对社会的仇视心态,更让人们在利益受损和寻求权利之时,往往选择与社会和体制相对抗的道路,采取各种极端的行为来发泄不满,寻求利益的补偿。

   第三,政府的强势造成公民行动不能在法律框架下得以疏导。理性的个体在行动之中往往根据行动的对象来设定自己的行动策略。对于社会抗争来说,政府的能力和民主程度作为影响抗争政治最为重大的两个因素,是塑造公民行动策略的重要压力机制。

   有研究表明,民主和非民主体制的一些根本差别使得国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存在分殊:“在民主体制下,不满是被期待且可以容忍的,与此不同,非民主体制不能忽略抗议,因为抗议的存在意味着对体制的挑战。”[9]从政府性质来看,学者们往往将当前中国政府界定为威权主义政府或“后全能主义”政府,虽然概念上有所差异,然而对政府性质的界定却是相同的,即政府权力依然昂着其高傲的头颅。一方面,政治的强势导致政府的冷漠和不作为,如 2013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中国雅虎网对 3074 人进行的调查显示,高达92.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理新闻事件时“热回应冷处理”。[10]另一方面,公共事件中的公民行动往往被视为对政府或执政党的不满,是对公共政策的挑战,招致政府的暴力回应。

   尽管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时代,但它依然保留了全能主义政治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当政府认为“该出手”时,其隐藏在衣袖内的铁拳就随时可以出手。正因此,在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以及其他许多公共事件中,当武警戒严、警民冲突有如电影画面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并不奇怪了。

    

   公共事件的纾解与公民行动的规范化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借力于公共事件是当前中国公民行动的重要方式,解决利益冲突是最主要的政治诉求;第二,公共事件的偶发性与应激性大于有组织性,公民行动容易走向极端化;第三,公民行动困局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权益保护期待政策疏导和制度的回应。据此,公共事件的纾解与公民行动的规范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展开。

   第一,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消解公共事件频发的结构性因素。达伦多夫指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社会变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权利分配不均衡的结果。我国目前的状况是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社会的利益则过多集中在掌握资本的“食利者”手中,造成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这是当前公共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完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纾解公共事件的最直接的解决之道。

   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回归“中立地位”,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管理者和社会冲突的仲裁者。这不仅可以使政府避免卷入社会冲突之中,避免政府成为公共事件和公民行动的直接对象,也使得政府在处理公共事件时的身份只是“裁判员”,拥有更高的权威。其次,政府应该在各个层面建立可以容纳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表达机制,如听证、信访、投票等,促成不同阶层利益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实现利益分配的动态平衡。

   第二,积累社会的“合法性权力”,以规制政府行为和促进公民行动的健康发展。从规范的角度看,社会自身拥有相对于政府的“合法性权力”,这个权力建立在“无权力”基础之上,通过消费者 (公民) “拒买”国家的产品 (政策) 及公民创制等方式体现出来,是规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机制。当前中国社会还相当羸弱,培育独立的社会组织,发展公共领域,不仅可以制约强势的政府力量,也可以为公民行动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

   首先,提升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形成公民以理性的行动方式问责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基本机制;其次,培育社会组织,将原子化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形成流畅的利益分流机制。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才能有效纾解公共事件、提升政府“产品”质量,以及形成规范化的公民行动。

   第三,确立法理化的制度权威,以法治规范政府和民众的行为。在现代国家,公正的法律—程序合法性是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法律权威与法治信仰高于任何派系利益。只要是在这一逻辑下的治理 (也包括使用暴力),都可以得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在这种框架之下,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在近两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处理公共事件的机制,即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

   然而,当前中国政府依然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政府(主要是行政部门) 主导着社会发展。这样,一方面造成目前的法律更多偏向于方便政府管理,充斥着各种部门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在处理公共事件时,更多采用戒严、镇压等“专断性权力”,忽视立法、司法等“基础性权力”的作用,这不仅对政府的合法性造成极大的伤害,更不能将社会抗争纳入制度化的渠道。“正人先正己”,确立法律的权威和法治信仰的首要目的在于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和强势群体在法律秩序下规范生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再去谈论运用法律去规范社会和公民的行动。

   走过集体至上的时代,21 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迷宫,每个公共事件都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选择,其中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相互纠葛,难以厘清。然而,公民选择“散步”等抗争行动绝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一有矛盾就上街”更非治理常态。建构合理的国家制度,完善利益表达机制,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否则,无论是 PX 项目还是垃圾焚烧站,都会遭到民意和公民行动的狙击。

    

   参考文献:

   [1] 基尼系数高低之争.新京报,2013.2.5.

   [2] 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中国报道,2012 (1) .

   [3][8] 2012 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2-12/27/content_4092138.htm.

   [4] 高丙中、袁瑞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8.

   [5] Marco Giugni. Was it worthy the effort?The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 Amm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8),1998:371-393.

   [6] 何平立、沈瑞英.资源、体制与行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7] 洪大用.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建构中的学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70.

   [9] Kurt Schock. Unarmed Insurrections: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Non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50.

   [10] 92.9%受访者认为有些地方政府“热回应冷处理”较多.中国青年报,2013.4.2.

   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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