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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新中国成立初年英国关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

更新时间:2005-05-27 17:40:45
作者: 王建朗  

  厄瓜多尔完全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但厄瓜多尔是个小国,是受拉美集团的委托才成为安理会的一员,在安理会中不能承担那种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责任。他说,如果是由联合国大会来作出决定,那厄瓜多尔可能会投赞成票。他表示厄将继续在安理会投弃权票。另一个美洲国家古巴也表示,由于古巴国内的大选将在6月举行,其政府不愿在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作出任何改变。

  

  问题关键还在于大国。英国外交部也明白这一点,它同时展开了对法国的工作。4月7日,英驻法使馆官员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帕罗迪(A.Parodi)讨论了此事。帕罗迪表示,法国政府的态度没有变化,但他本人赞成英国政府为打破僵局所做出的努力。他解释了法国外长舒曼对此持反对立场的原因:如果法国代表团投票支持新中国的代表,政府在国会将会遇到相当大的麻烦。由于中共承认胡志明政权,法国需要考虑对正在印度支那与胡志明作战的法国部队及印度支那人民的影响。他称,如果不是中共政府承认胡志明,法国政府在很久以前就可能已经承认它了。此外,法国正要求美国对印度支那提供军事援助,如果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应而支持北京,法国政府的处境将会很尴尬。

  

  显然,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只要美国继续坚持目前的态度,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就难以获得解决”(注:贝文备忘录,1950年4月29日,英国内阁会议档案,CAB129/39.)。5月,英美法三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会谈中劝说美国政府改变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贝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领土远远超过国民党,他想知道“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有什么法律上的甚至于道义上的根据”。法国方面的立场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松动。舒曼说,安理会目前的局势是严重的和稳迫的。我们应该把问题分开来考虑,把它看做是一个谁控制着中国谁就代表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样,问题就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 )表示反对,称这正是俄国人的策略。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会给人一种向俄国人的固执和勒索屈服的印象。这一印象将会对东南亚的士气带来损害。俄国人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已使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承认问题或与西方在东南亚的地位问题不可能分开。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只是认定证书的问题,不只是认定哪一方比另一方代表更多的中国人的问题,它无法与对该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东南亚的问题分开。

  

  伦敦会谈并未能解决英美之间的分歧。但英美之间形成了谅解:英国赞成尽快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但这一决定应是集体性的,在多数成员赞成之前,英国将弃权;美国反对驱逐国民党代表,但它将接受多数成员的决定,而不行使否决权。三方同意,中国代表权问题将留待8月再行讨论,除非有一方认为有必要在此之前再提出讨论(注:1950年5月伦敦双边和三边会谈备忘录,1950年6月18日,FO371/88420/UP123/100.)。

  

  改变投票政策的计划两度被推迟

  

  当三国会谈正在进行之时,英国外交部已就英在联合国的投票政策进行检讨。5月11日,外交部国务大臣杨格(K.G.Younger )提出备忘录,建议改变投票政策,转向无条件的赞同政策,即无论赞同接纳新中国代表和驱逐国民党代表的票数多少,英国都将投赞成票。杨格的这一备忘录反映了英外交部众多官员要求改变投票政策的意见。德宁表示完全赞成改变现行的投票政策。常务次官斯特朗(W.Strang)则表示,英国早就该投赞成票。

  

  英国驻北京的临时代办胡切森也在敦促外交部采取积极步骤。他指出,英国政府在处理停在香港的“两航”飞机问题上无法令中方满意,因此,英国“在联合国问题上采取可能的积极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胡切森建议英外交部改变投票政策,指示英国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投票赞成接纳中国政府的代表和驱逐国民党代表(注:胡切森致外交部,1950年5月15日,FO371/88417/UP123/48.)。5月31日,胡切森再电外交部,他分析了中国政府观察中英关系的思维逻辑:英国政府既已宣布承认人民政府,其必然的结果是英国应承认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一切国际组织中是惟一能代表中国的代表。如果英国的承认举动是有诚意的,英国就应投票赞成人民政府的代表,无论这一问题是在何时何地提出。而英国现在给中国的印象是没有诚意。中国政府不认为承认只是一种对现实状况的承认,而是看做一种立场的表白,一种允诺,他们也不是把外交关系仅仅视为进行贸易的机器,而是两个至少互相没有恶感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胡切森认为,英国如能投一次赞成票,将会使中国政府满意(注:胡切森致外交部,1950年5月31日,FO371/88418/UP123/63.)。

  

  此时,联合国内也出现了对新中国有利的形势。4月下旬至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美、英、法、苏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包括中国代表权在内的一系列联合国面临的难题进行斡旋。英国和法国政府对赖伊提出的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均作出积极响应,苏联也表示将回到联合国来。与此同时,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的专门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中取得突破。5月15日,在瑞士蒙特娄召开的万国邮联执行和联络委员会上,瑞士和瑞典的代表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参加本届执委会会议的惟一的中国代表的提案。这一方案虽未明确提出驱逐国民党代表,但“惟一”一词已经包含了这一内容。该提案获得通过后,国民党代表不得不退出会议。

  

  面对有可能被赶出联合国的结局,国民党集团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主动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问题,并曾就此征询过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及顾维钧的意见。蒋、顾认为自动退出是不明智的,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只能给中共进入联合国大开方便之门。“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斥于联合国之外。所以,我们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697页。)

  

  英国外交部分析了联合国各主要组织的形势,认为在安理会取得突破的时机不会很快到来。第一个可能的机会是将于7月3日召开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其时,在该组织的18个成员国中,有7个已经承认中国,估计美国与4个拉美国家及澳大利亚将会投反对票,这样,其他5个国家中如果能出现2个张赞成票和1张弃权票,将有可能实现中国代表权的变更。5月底,英国外交部决定改变投票政策,并将7月初的经社理事会会议作为实现这一转变的开始。此后,英国在联合国各组织中的投票都将执行新的政策。

  

  6月上旬,英外交部内又出现了主张提前在将于6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上支持接纳中国的意见。联合国司司长帕洛特(C.C.Parrot)认为,英国现行的在多数赞成票出现之前投弃权票的政策显然已变得难以执行。他担心国际儿童基金会上的反对票和赞成票将相当接近,这样,“我们将承担出现以下局面的风险:即由于我们的一张弃权票,人民政府将无法进入联合国,或是即使没有我们的支持,人民政府也成功地进入了联合国。这两种结局中出现任何一种,显然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帕洛特对如果英国带头投赞成票将有可能在这一会议取得突破充满信心。在国际儿童基金会的上次会议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瑞士、荷兰等国都与英国一起投了弃权票,有迹象表明它们在今后也将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帕洛特建议应在适当的时候将英国的决定通知它们,如果它们决定与英国一起投票,将会形成赞成接纳新中国的多数(注:帕洛特备忘录,1950年6月9日,FO371/UP123/79.)。杨格和斯特朗也赞同最好在儿童基金会会上开始投赞成票。外交部遂致函首相艾德礼,指出“情况已因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委员会而有所改变”。该会最近表决邀请代表人民政府的邮政专家出席它即将召开的会议,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因此而退席。此外,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的投票可能十分接近。根据我们以往的指示,代表团将很难判断应投赞成票还是弃权票。另一方面,为避免出现“人民政府的代表由于我们的弃权而失去进入的机会,或在没有我们的支持下仍得以进入”联合国的“极为尴尬”的局面,“我们认为最好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上开始投赞成票”。对此,艾德礼批示:“我倾向于同意。”(注:外交部致艾德礼,1950年6月12日,FO371/88419/UP123/79.)

  

  在讨论将在联合国无条件投赞成票时,英国并未忘记要求中方在中英建交问题上作出相应的积极表示。6月6日,贝文致电胡切森,要求他向中方表示这样的看法:“拒不同意建立正常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英国。这肯定要使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停止对它的承认,或不再进行促使它进入联合国的努力。我不怀疑,如果中国政府表明更愿意和那些已经承认它的国家建立关系,那么,现在给予中国政府以法律承认的国家实际上会更多。”贝文还要胡切森向中方表明:“只有联合王国在为使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进入安理会的必需票数进行努力。”(注:贝文致胡切森,1950年6月6日,FO371/83291/FC1022/381.)英前外交国务大臣麦克莱尔(H.McNeil)还对苏联大使扎罗宾(Zarubin )表示,英国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在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撤销对国民党的承认和宣布承认“北京政府”,这已使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对于英国这种正确和勇敢的举动,英国所得到的回报不是感激,而是冷落怠慢并被用做宣传,这在两个大国的关系中是没有先例的。

  

  6月1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驻联合国代表团:“现已决定,调整我们对中国代表权的投票政策,在任何符合条件的联合国组织中投票赞成代表权的变更,无论这一提案是否可能获得多数支持。”英国迄今为止的投票政策是弃权。这是为了防止出现英国代表团在投票中总是站在苏联的少数票一边反对美国的局面,这将会把我们与美国人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突显出来,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不幸的影响。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继续这一政策,显然我们不仅不能讨好任何人,还将给中国政府推迟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额外的理由。”(注:外交部致驻联合国代表团,1950年6月15日,FO371/88419/UP123/79.)外交部指令代表团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国际儿童基金会上对“北京政府”投赞成票。英国还将这一新的投票立场通报给西方盟国、英联邦国家及苏联。

  

  看来,数天后英国投票政策的改变已是确定无疑的了。然而,来自美国的强烈反对动摇了英国已经确定的投票政策。6月17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Rusk)约见英国驻美公使,转达了艾奇逊对此事的严重关切。腊斯克称,艾奇逊在得知英国准备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上赞成接纳共产党代表后“极为不安”。英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向苏联人的讹诈屈服,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必将在美国国会及各界引起广泛的批评。艾奇逊希望英国代表团在19日的会议上不要投赞成票。于是,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O.Franks)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到美国的公众舆论,显然,至少在我们有时间与美国国务院充分地交换意见之前,推迟采取行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注:弗兰克斯致外交部,1950年6月17日,FO371/88419/UP123/82.)。

  

  而在同日上午美国驻英使馆一等秘书特林布尔(W.C.Trimble )拜访斯特朗的谈话中,其语言则要坦率得多,尽管特林布尔声称他表示的只是个人看法。他要求英国注意决定改变投票政策的不幸的时间。现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基金虽已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批准,但尚未拨出,国会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正在进行中。前些时候,英国工党关于对外政策的声明曾在华盛顿引起一场风波,现在虽然有所平息,但美国对中国的舆论正处于一种敏感的状态,英国在这一时候赞成接纳“北京政府”,必将加剧这场风波,产生不幸的影响。斯特朗指出,英国已经将投票决定通知了美国、法国和其他友好国家。因此这是一个坚定明确的决定。他表示将考虑特林布尔所说的情况,尽力避免在美国发生风波,但同时也不无不满地表示,“我们认为,对于其他国家的事务,在华盛顿也太容易发生风波了”(注:斯特朗备忘录,FO371/88420/UP123/93.)。

  

  面对美国的反对,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起初还试图硬着头皮熬过去。外交部副次官狄克逊(P.Dixon )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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