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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更新时间:2013-10-28 19:31:13
作者: 王刚  

  

    

   选择性传播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在一定的语境下传播经过有目的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某种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并传播,“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HT6SS〗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有选择地加以传播也是如此。那么,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他们到底选择了哪些内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盗火者”最终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一、历史机缘:“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毛泽东曾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游荡”到中国。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轮番东侵,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危机。面对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器物、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处,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之西学东渐主张。这种主张沿着对“西器”(科技)先进性的肯定,到对“西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先进性的肯定,再到对“西学”(思想文化)先进性的肯定,最后到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向前延伸。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悄然来到中国,这引起了当时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注,并将其当作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新学理而予以传播。?

   其次,留学日本的相似经历与日本的中介作用。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的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这些以救国救民为志向,以寻求真理为目的留日学生,不能不对当时风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景梅九后来回忆,他正是在日本社会党人开办的夏季讲演会上,感到“对于社会主义,更加一番研究”,并发现“各种社会学说,里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心折剩余价值说”。因此,正是通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国民众“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也正是他们相似的留日经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背景之一。?

   再次,寻求救亡图存的国内形势所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变迁与转型的十字路口。“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端绪,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姿态毫不留情地推垮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尤其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救亡图存”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成为当时知识界急切思考并需要回答的焦点问题。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按照孙中山和同盟会同仁的理解,“平均地权”就是欧美各国社会党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在游历欧美期间,孙中山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现象,认识到欧美社会虽然生产发达,但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社会主义在西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救世良药”。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可见,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希望从欧美吸收社会主义思想,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复次,资产阶级革命语境下革命派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强调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覆辙,中国可以不经过社会革命,通过民生主义一举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民生主义的理论依据,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然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致某友人函》中,孙中山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他希望通过平均地权消除“贫富之悬隔”,使中国避免出现欧美贫富悬殊的弊端。这种思考从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冯自由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冯自由指出:“审夫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而吾党犹蹈其覆辙,不思设法预防,则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今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耶?故曰: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

   由于以上的历史机缘,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讲马克思主义”在先者,那么,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二、 选择性传播: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什么?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根据当时所接触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如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译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朱执信)、《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社会主义论》(仲遥)以及《民报》和《建设》等杂志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传播和介绍。

   首先,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拥护国利民富者,实社会主义”、“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等主张。这些主张表明,孙中山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孙中山还研究了“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人。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宋庆龄也说,孙中山“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这说明,孙中山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但他没有选择传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用不着”,他更没有选择传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孙中山虽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是“科学派”社会主义,甚至宣称实行社会主义是中国“今日唯一之要图”,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但他最终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次,朱执信与阶级斗争学说。朱执信被公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1906年,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指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在他看来,“凡社会主义之运动,其手段诚为阶级战争,而其目的则社会全体之幸福也”。他认为,要消除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必须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方法“去不平”。这表明,朱执信已经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打破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手段,这表明他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五四运动后,朱执信相继发表《舆论与煽动》、《野心家与劳动阶级》、《新文化的危机》等文章,形成了他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粗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划分了三大阶级。他根据是否做工及其享受的劳动生产成果的多少,把近代中国社会分为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三大类。其中,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是两个“对抗”的阶级,中等阶级是介于两者之间日趋“没落”的阶级。资产阶级榨取“余剩价值”,是“不劳而食”的人。所以,革命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只能依靠劳动阶级。应该指出,朱执信的这种划分阶级的标准与列宁的标准是不相符的,但与他此前关于阶级的观点相比却有了很大的进步,即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转述提升,到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简要分析。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说:“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种手段。”他指出,近代中国之所以产生劳动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因为劳动阶级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这种阶级斗争不是“野心家”凭空煽动起来的,而是根源于近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缺陷”,因此“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关键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条件如何”。这表明朱执信已经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这就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三是探讨了消灭阶级斗争的步骤问题。朱执信认为:“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可见,朱执信不仅提出要消灭阶级,而且指出要“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和赞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这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朱执信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阶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真正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他选择和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真要在中国实行,而是为了配合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由此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甚至还有曲解之处。如他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全部内容,但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就他所介绍的内容来说,他只选择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私有财产权和改造社会的十大纲领、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等,而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第四部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却未涉及;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过程,他也未提到。这说明,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介绍,是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进行有目的选择的。?

   再次,胡汉民与唯物史观。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胡汉民侧重选择和传播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

   一是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内涵,并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胡汉民指出,唯物史观在“古代哲学者已透露多少意思,在社会主义中,更有圣西门、布鲁东等,认经济事情及于政治的影响。但到了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因此,创立唯物史观的名誉应当“归于马克斯和他友人恩格斯”。这样,胡汉民就对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及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还指出:“唯物史观实是贫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并高度评价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二是选择并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胡汉民节译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译为《赁银劳动及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为《法兰西政变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为《〈经济学批评〉序文》)、《资本论》第1卷附注以及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两封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等。依据这些资料,胡汉民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含义。他说,唯物史观“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其基本内容“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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