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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传: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

更新时间:2013-10-27 20:30:59
作者: 商传  

    

   关于晚明“民变”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和森正夫先生的著作《中国民众叛乱史》称之为“民众叛乱”,这其实就是“民变”的衍义,依然是从明朝政府立场而定义的说法。所以他们的著作中所开列的事件,包括了晚明到清的城市“民变”事件和乡村反赋役的动乱。① 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杭州为个案,对晚明杭州城市改革和“民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第一点就是民众对于那些阻碍改革的精英和官僚的痛恨,这也是普通民众在叛乱中攻击这些人和富商住宅的动机。第二点原因,就是要求政府允许民众能自由地行动,这在叛乱中表现为摧毁巡警和街门,这两者对于杭州的市民而言是对他们进行限制的工具。”② 不过,这里所谓的“精英”其实是地方权势者。这个时期西方的一些学者虽然仍普遍认为晚明的城市“民变”是民众“起义”,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有的事件“是士绅和城市居民联合反对强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他们在这时都遭受到高额税收压迫的痛苦。”③ 他们引用了胡克(Hucker)在《苏州与魏忠贤的特务》(Su-chou and the Agents of Wei Chung-hsien)中的论点,指出参加“民变”的人当中,颜佩韦是一个富商的儿子,杨念如本人即是纺织品商人。④ 这些研究虽然从城市群体和城市人口变化等方面对晚明城市“民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总的视角依然是将其定义为“民众起义”。

   近年来明清“民变”问题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前不同之处是,今日学者们对于晚明“民变”的性质有了不同认识。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首先借用了西方社会史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使用的名称,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并先后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其后又完成了相关研究专著,是迄今为止对于晚明“民变”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⑤ 但是西方学者与台湾学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与我们以往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所持观点也不尽同。

   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变”最为多发的时期。“民变”是当时官方的说法,虽不尽同于农民的造反,其意义相仿,即民众发生事变。以往我们将此归纳入晚明阶级斗争的范畴,并由此而认定当时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激化,明朝统治已近崩溃。今日我们对此已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将此类事件定义为“社会群体事件”。这与西方社会史学者“集体行动”的观点基本相同,但是对于引发这种社会事件的起因,看法则不尽相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其实在很多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事件中,一般人民不但对政府未有明显的政治意识或政治权力的诉求,而且当时人民与统治者还存在的一种如英国史家Erie J. Hobsbawm所说的‘共栖关系’与‘正统主义’(Legitimism)。”⑥ 笔者认为晚明“民变”的发生是国家政权与权力发生异化的结果。

   其实“社会群体事件”的多发,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因此,笔者认为晚明“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乃是当时国家政权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晚明“民变”是国家政权与权力异化引发的结果。

   一

   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社会群体事件”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而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籍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以晚明松江府“民抄董宦”为例,“民抄董宦”事发之前,董氏家人已知民怨,而招打手百余护院,一时围观者骈集,不下万人,壅塞街道。待董氏家人抛砖撒粪以逐人众之时,平日含冤之民,乘机而起,外火方起,内火应之,而祖常、祖源之宅俱为烬矣。祖和宅介其间,以敛怨未深,纤毫不动。故其状云:“谁谓乌合之民,漫无公道哉!”⑦

   所谓“公道”,在法制建设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就是公平正义。这个公平正义,主要是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是大多数人理解的公平与正义。主持社会的公正,这本是官府或者说是国家的职责。但是在晚明民众群体事件中,明显发生了国家作用的缺失,或者说,它已经开始逐渐沦为部分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谈到,“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⑧

   国家是一切共同规章的中介,而不是这些共同规章的一个签约方。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社会利益分配和争端之中扮演仲裁的角色。我们不妨以过路关税为例,看一看晚明时代路桥关税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晚明时代的中国,虽然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显然还不是现代国家。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关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有两条生动的材料反映出当时的税收情况。明人周晖记:

   有陆二者,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活计。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如虎,与盗无异。陆之草价,不过八两,数处抽税,用银半之。船至青山,又来索税,囊中已罄,计无所出,取灯草上岸,一火焚之。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

   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⑩

   “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虽然根据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权力亦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一致,因此才会有当道者见之,心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的现象。这是明显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各种权力的寻租行为。

   万历《淮安府志》论及淮盐之废坏,兼论淮酒之兴衰,亦与税收有直接关系,内称:“又,淮酒乃天下之名品也。正德以前,土人造麯户有百余家,多至殷富。后有诛求之吏,百计征取,多于猬毛,贫至见骨,酿法几绝。”(11) 因知晚明之征税,不仅矿税一事,即日常所征,已为民厉,“百计征取,多于猬毛”,即收税之层次繁复,所谓层层盘剥,而此时矿税之征复起,频频之“民变”即由此而发生。

   既有“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之说,则大小之分,实难划定。地方强权结合,成为国家之痈疽。晚明山西黑矿开采,亦为此之明证。实录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乙丑记:

   先是五台矿盗张守清,自开矿洞,招纳亡命三千余众,设立头子二百余名,缔婚代藩潞城、新宁二王,势甚张大。矿徒不遵约束者,立毙杖下。远近村落,咸惧其焰。(12)后以科道之臣请,谕令解散其党,封洞置守。然至是年九月,守清仍聚众数千,肆行鼓铸劫掠。朝议给票许散回籍,三限至而无一人领票返籍。封矿后更聚众于草梁山及阜平县行劫,于是以官兵剿捕,守清始就逮。

   钱权结合而形成地方黑恶势力,至官府不能控制。守清实因影响过大事发而败,当时各地诸多倚仗公权力而取“小利”于私室者,则不可胜数。他们因为更直接与民争利,故极易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又一导因。

   二

   因为所有横征暴敛的行为,都必然是掌握公共权力及其具有特殊身份者共同利益集团的谋利行为,凡此种情况下的经济矛盾,也就必然加入了政治的成分。民众对抗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剥削者,而是政府权力链条中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将其理解为部分贪婪腐败不良的执政者。而且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执政者并不全部如此,因此他们反对的也就只是执政者中最为腐败的贪婪者。于是,经济与政治在这时合而成为一个概念。

   在这里,明朝政府相当于欧洲的领主和城市。在缺少现代国家法律和规则的保障下,明朝政府的行为便很容易成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开矿和修桥修路成为了这种攫取的借口,也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导因。《明史·赵世卿传》中有两段记载:

   时矿税使四出为害,江西税监潘相至擅捕系宗室。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四方杂课亦如之。岁入益寡,国用不支,边储告匮,而内供日繁。岁增金花银二十万两,宫帑日充羡。

   三十二年,苏、松税监刘成以水灾请暂停米税。帝以岁额六万,米税居半,不当尽停,令以四万为额。世卿上言:“乡者既免米税,旋复再征,已失大信于天下。今[刘]成欲免税额之半,而陛下不尽从,岂恻隐一念,貂珰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动心乎?”不报。(13)民间有灾,自应蠲免,刘成所言即为常例,神宗仍不可,必是宫帑尚不足开支。矿商之税,则既无灾害之说,亦无蠲免之例,成为皇室、宦官及其共同利益集团收入之重要来源。因此当时社会矛盾主体为官商民户与朝廷税收政策及执行者之矛盾,群体事件之发生,亦多为各方利益之冲突。

   税收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赋负过重,是国家权力的滥用,也是国家权力异化的重要标志,民间重赋,更是国家已经发生明显异化的体现。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一方面国家按制征收的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国家体制,于是发生了重大的异化。

   在中国历史上,晚明以前大约从未有过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这也便造成了晚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有趣的是,墨守传统的官员与代表工商利益的官员,在此刻得到了统一,共同反对以神宗与宦官们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

   神宗仿佛不是这个国家的皇帝,而只是宦官及其利益集团者的皇帝。这完全不应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结果是让那些仍然坚持传统政府管理者角色的朝廷与地方官员,在这时候对于神宗的做法或者采取消极抵制,或者甚至站到了神宗的对立面,成为了各地“民变”的支持者。巫仁恕教授论及此,曾以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为例,引陈继儒所作碑文:盖事发之时,葛成曾道:“今日之事,为朝廷除民害也。”故知“基本上,他认为群众集体暴动是帮助政府除害而非反政府。”复引实录,给事中姚文蔚疏:“矿税传罢旋行,中外人心惶惧。苏州之变,意在雪憾。其帖有‘天子无戏言,税监查杀’等语。”仍是将“矛头对向宦官,而并非直接攻击天子的合法性”。(14) 不过,我以为,此时民众心目中的朝廷,应当是能够协调民众利益的朝廷,而非与民争利之朝廷。时人皆知,宦官的横行,是有神宗为后台的,故其将暴力手段指向宦官,其实也就是指向了神宗。

但是晚明“民变”发生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部分官吏对民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在传统帝制时代,民众利益诉求的终端,还只能是皇帝,但是部分官员对于民众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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