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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王力沉浮录

更新时间:2013-10-24 21:45:48
作者: 霞飞  
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来源: 《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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