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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张春桥:“叛徒”与党员身份之谜

更新时间:2013-10-24 21:44:01
作者: 陈东林  

    

   一 毛泽东为甚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笔杆子和首席理论家。

   从1964年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中共中央许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笔或经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连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由张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原先由陈伯达起草,后毛决定交给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报告也是张主持写成。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11月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全面专政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典型理论。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党羽提出“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是有所本的1。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从未见到毛泽东比较严厉地批评张春桥。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不同,有着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是个延安出来的老干部,而且从基层提升起来,历经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晋察冀日报》总编辑2,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来岁,年龄又较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等有合适的差距。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考虑过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一次,毛与林彪谈到林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极大疑虑。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春,毛考虑接班人时,又想过张春桥。

   毛泽东为甚么最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张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致命弱点,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激烈斗争中成为一个隐秘焦点,至今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狂飙。各路反张群众组织的武器,就是张春桥曾经是“叛徒”的历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1971年,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中央当作罪证发文时加了个注脚:“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3但并没有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甚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1973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首先说的话,就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又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4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周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只表示已经知道了5。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有件心事总放不下,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你们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他们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他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诉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6。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去看望同样久病不起的周恩来。救护车开进院子,躺在担架车上的康生吸着氧、输着液,挣扎着与周恩来单独在房间密谈了一个小时7。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周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8。

   1976年4月下旬,江青听闻康生生前有此举动,找章含之问情况。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5月17日,乔、章向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五人小组当面汇报了康生的揭发情况。江青在乔、章写的材料上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9但张春桥没有写一个字。

   7月下旬,江青说有要紧的事,毛派张玉凤去听。江说:钓鱼台八楼那个人(指康生)已经好几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还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是叛徒。张回来向毛汇报后,毛没说话,只点点头10。

   江、张历史问题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爆炸。行动前夕,华国锋问汪东兴,如何整理“四人帮”专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查档案就可以解决。10月7日,即隔离“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华国锋给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去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四人帮”的绝密历史档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份子”,主要依据是:“在济南正谊中学充当国民党特务”,“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伪造入党历史”11。

   但是,材料并未能证实“叛徒”说法──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些虽然只是文革前的个人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那个依靠专案定性的时代,就成为可以左右接班人决策、改变国家历史的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张的历史问题进行一番考证。

    

   二 关于“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1933年,张春桥十六岁,在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艺术中学,又名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二年级,结识了一批文友。来往较多的有马吉峰(又名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大明湖畔,秋柳亭里,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处所。

   春夏之际,济南高级中学一个叫李树慈的学生找到张春桥,要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华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学》月刊1934年7月号(一周年纪念号)上报导这个组织的情况说:“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创刊号的〈银玲〉、第二期(一卷二期)的〈秋〉12。

   “华蒂社”到底是个甚么性质的组织?1976年11月13日,李树慈这样交代13: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份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复兴社,全名“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特务组织。那么,张春桥是否知道和参加了复兴社?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交代通过“华蒂社”发展复兴社成员问题时,曾说:“我记得曾要金灿然发展朱羲玉、余文明等发展张春桥。但他们是否参加了,我现在记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羲玉参加的可能性大些。”14无论张春桥是否参加过复兴社,他后来对“华蒂社”受复兴社操纵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交代说15:

   还认识一个叫李树慈的,他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叫“华蒂社”,据说是“WHAT”的意思,后来听说他是蓝衣社,“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前此,我曾给他的刊物写过文章(内容记得是写〔19〕31年大水灾的),以后就不敢来往了。

   张春桥并没有把自己是“华蒂社”发起人的详情和盘托出。1956年,当上海市委核查他的历史,问到“华蒂社”问题时,他才比较详细地交代16:

   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读书时,已经记不起是甚么人介绍的了,认识了李树慈(束丝是他的笔名)。他办《华蒂》月刊的时候,曾经约一些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稿,我也是被邀的一个,并且给他们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写鲁西水灾的,据我记得这篇文章并没有错误,因为一九三七年我还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加以出版。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虽然不高,但对国民党是没有甚么好感的。我在自传里已经写了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

   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过去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甚么问题。这说明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够严肃的。

   在1930年代复杂的社会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初涉世事,并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如前面说到的金灿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研究历史,任范文澜的助手,参加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给他扣上的种种罪名里,也没有“特务”这一项。

   同样作为“华蒂社”发起人,同样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样任新中国建国之初新闻出版事业负责人之一的张春桥,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残酷打击当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凶。可见历史要盖棺论定,并不在早年一时一事。

    

   三 关于“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周扬、夏衍等人为主的党内领导者,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于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了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鲁迅对此产生抵制情绪,表示“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甚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17。“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份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甚么话!”18

1936年,争论已经公开化。6月7日,周扬发表〈关于国防文学〉文章,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8月15日,冯雪峰替鲁迅拟稿,经鲁迅修改和增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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