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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正生前访谈:中国教育思想的失败

更新时间:2013-10-23 09:29:48
作者: 马国川  

    

   【编者按】:10月16日,中国气象学家叶笃正逝世。本文为作者马国川2011年12月对叶笃正先生的采访稿,为表达“对叶先生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敬意”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惊闻叶笃正先生去世,我感到非常愧疚。叶先生出身于天津世家,是一位卓有声望的科学家,200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2011年9月4日,时任总理的温家宝看望了叶笃正。新闻里提到,两人一起讨论了教育问题,但语焉不详。当时我对于教育问题很感兴趣,可是无缘采访叶笃正先生。后来我得知,武汉大学老教授刘绪贻先生与叶先生在多年故交,于是请刘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当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来到海淀黄庄的科学院住宅区,登门拜访。

   时年95岁的叶先生坐在轮椅上,似为病痛所困,但思路清晰。在四十多分钟里,他回顾了自己的教育经历,盛赞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也对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痛贬时弊,毫不隐晦。

   很遗憾的是,这篇采访未能及时整理出来,推延至今。我感到愧对叶先生,也愧对热心的刘绪贻教授。现将采访稿整理发表,以表达对叶笃正先生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敬意。

   记者:您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来看望您时,您还和他一起回忆起当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的一些教育理念。在进入南开中学之前,您在哪里读书?

   叶笃正:我生在天津,家庭很封建,不让出去读书,小时候就在家里头念书,读私塾。不过也不完全封建,也请老师教英文、数学。所以我没有上过小学,到14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南开中学。

   记者:南开中学是全国著名的学校,在您看来,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叶笃正:南开中学有太多的优点,数不胜数。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张伯苓不是教育学生读死书,而是要求学生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关心国家大事。所以他也经常让学生到外边去看看,有的时候甚至让学生去到监狱看,然后回来让学生写感想。

   记者: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学校教育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学生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闷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叶笃正:就是升学,就是考试。虽然有些人不愿意听,但是我还要说,现在的教育思想完全是失败的。(如果)我们好好地把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拿过来,中国教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

   叶笃正: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几个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什么是“允公允能”?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什么是“日新月异”?张伯苓先生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现在不是说创新吗?张伯苓的教育思想里早就提出来,光学本领还不行,还要勇于创新,不能守旧。

   记者:“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中学的校训,除了这八个字,还有哪一个字呢?

   叶笃正:群。虽然“群”字没有在校训里面,但是“老校长”经常给学生做报告,经常要大家“乐群”。在他看来,“私”是中华民族遭受欺侮的最大症结。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导致国人“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因此他提倡建立学生的群体生活,摒除自私心,培养公德心。

   那时候虽然日本还没有大举侵略中国,但是张伯苓已经看出来,日本一定要侵略中国。他号召学生,“有我在,中国不会亡”。你想想,如果这个思想贯彻到全国人心中,力量会有多大!“有我在,中国不会亡”,现在看起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其中的含义太深了。我们现在还有这种精神吗?

   有一次在南开举办体育运动会,有些学生突然打出抗日的标语,事先老校长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学生总是习惯称张伯苓“老校长”。日本方面提出抗议,“老校长”说这是学生的事,你跟我提出抗议没有办法。他最后找到这些学生说,你们做的事情很讨厌。不过他底下又加了一句,多讨厌一点更好。

   记者:在您看来,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对今天中国有什么启示?

   叶笃正:很多人来谈教育问题,我总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张伯苓。说句不好听的话,当年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在天上,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是在地下。

   中国的很多大学出现抄袭作假问题,为什么?这不用我来说。目前这种教育思想下,人们能不造假吗?中国为什么不能出大师?这种教育体制下容易出大师吗?原因在什么地方,一比较就知道了。

   记者: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对您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叶笃正:南开中学对我的人格影响最大。我接受张伯苓的教育思想,立志长大后研究科学,报效国家。抗战期间,我又到西南联大读书。那时候西南联大在昆明,日本经常飞机来轰炸。警报来了,我们就跑出去,没有防空洞,我们就躲在一个小的丘陵上。飞机走了,我们把身上的土打一打,回学校继续上课。有时候教室被炸飞了,老师就废墟旁边上课。你看看这种精神,我们现在怎么能比?!那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将来赚钱,人们从来不想“钱”的问题。可以这样说,西南联大和南开教育思想也有一定的联系。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对于我的人格影响最大。

   记者: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叶笃正:不是我们自己这样说,国外也是这样说。西南联大成功有什么秘密?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和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两者实际上没什么大的区别。

   记者:1945年您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发表了重要论文10多篇。从您自己的经历看,美国的教育有什么特点?

   叶笃正:在美国读博士期间,我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工作,因为当时没钱,要自己养活自己。毕业后,在同事中我的工资是最高的。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要我去工作,导师也劝我,我拒绝了。1950年我回到国内。

   美国的教育思想和“西南联大”基本上差不多,很难说有什么区别。

   记者:也就是说,西南联大实行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制度。

   叶笃正:可以这样说。

   温家宝总理来看望我,谈到了教育问题。我对他说,能不能提这么一句话,“有我在,中国一定会兴旺发达”。这是仿照张伯苓的话。不要老想着金钱和权力,每个人都想想,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有什么责任?我对中国兴旺发达负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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