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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论民事执行权配置与执行的优化

更新时间:2013-10-22 23:23:37
作者: 张峰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之功效。此外,执行实施权具有强制性,其行使若出现瑕疵,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且事后必须采取更多的补救措施,既浪费执行资源,又侵犯了当事人权益,这也使得检察监督介人执行实施权的运行显得尤为重要。

   3.检察监督的方式

   (1)抗诉

   民事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诉讼行为。[9]在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情况下,法院应立即中止原裁定与决定的执行。

   既已在执行活动中引人检察监督,则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做的各类裁定、决定,也同样应当纳入民事抗诉的范畴。检察机关对于认为存在错误的生效裁定或决定依法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对抗诉案件予以重新审查。考虑到执行活动的特殊性,继续执行可能存在错误的生效裁定或决定将可能侵害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在检察院提起抗诉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停止采取执行活动。

   (2)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10]检察建议的效力应当低于抗诉强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在针对再审程序时,相当于准抗诉。同时,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广于抗诉,监督对象除了法院以外,还包括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

    

   三、执行权的运行过程

   (一)审执分离、审执兼顾与执行和解

   1.审判与执行

   执行活动和审判活动虽都由人民法院依法开展,但两者的权力性质,运行模式以及目的都存在诸多不同。执行权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而审判权则是一种判断权。[11]执行活动可以有专门的执行人员进行,而审判活动只能由法官进行,执行权的目的在于通过其强制性,使得生效法律裁判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实现,而审判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其目的在于对当事人双方的争议依法作出评判,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这种权力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力,而不是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12]

   尽管两者各司其职,特色鲜明,但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审判与执行历来被视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须臾不可分离。[13]因审判权和执行权的不同特性,审判与执行必须予以分离,两者独立运行,保证审判活动的中立公正与执行活动的及时准确。两者如同司法公正的双腿,只有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正常开展,方能使得司法公正稳步向前发展。因此,审执分离的同时还必须审执兼顾,从私权维护的角度而言,审判与执行都不过是私权保护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审判权公平正义的最终要义,有赖于执行权以强制力加以维护;而执行的顺利进行,也有赖于审判活动产生令人信服且具可执行性的判决。

   2.执行和解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可以有自动履行、强制执行和执行和解三种不同的方式和程序来实现,而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尤其是权利人)放弃既定的权利实现方案,通过协商后约定的新的方案。

   执行和解制度在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这两个平行运行的权力之间起到润滑的作用。通过在执行活动的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就权利义务关系实现的方式,时间等内容再一次进行合意的机会,在一定范围内,由当事人依其意思表达对审判活动所确定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更符合其自身诉求的实现,兼顾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因此审判法官在审判时充分进行调解,而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亦可充分进行说服教育,促使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这在促进案结事了过程中的价值应当是趋同的。

   (二)统一管理,协调合作与委托执行

   委托执行制度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跨辖区案件的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委托执行对执行难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消解,其制度性优势不在于扫描执行财产所在地而对执行案件的管辖权进行适时调整,而在于不放弃原始执行管辖权的基础上添加派生的执行管辖权,从而产生一案二执的制度性效果。[14]长期以来,委托执行一直难以真正落实,委托执行难,异地执行险,主要是因为委托法院与受委托法院之间的义务没有经法规厘定。2011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以下简称《委托执行规定》),意在力构以受托法院为本位的模式,即通过执行管辖权的分割式改变,使受托法院对于受托的执行案件视同己出。

   1.受托法院的协助义务

   委托执行是对执行权的转移,受托法院接受委托法院的委托后,获得对案件开展执行活动的权力。作为权力行使主体,受托法院不得怠于行使其权力,积极开展执行活动对受托法院来说,不仅是一种协助义务,更是一种强制性的职责。笔者认为,为提高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执行案件的积极性,受托法院应当对所接受的委托执行案件进行立案,委托法院则对委托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使得执行权能够彻底的转移,而受托法院也能真正将其当做本法院的案件进行办理,防止受托法院与委托法院互相“丢包袱”,导致执行拖延,最终损害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而协助执行虽未对执行权进行转移,但其对跨辖区执行案件办理的效率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委托执行规定》中对于受托法院的协助义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冻结、查封、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项的,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协助执行同样还包括对外地法院进行异地执行时,当地法院也应积极配合,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相对的,在受托法院积极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委托法院也应当完善其委托工作,充分考虑到受托法院工作开展的便利性,实践中,委托案件材料传递途径混乱,传递时间长,容易贻误最佳执行时机甚至造成法律文书的遗失。[15]因此,在委托执行中,委托法院应将案件材料通过专门的途径完整转移,而在协助执行中,则需提供详尽完整的法律文书,节省受托法院审核时间,及时采取配合措施。

   2.高级法院的管理协调功能

   《委托执行规定》中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内委托执行和异地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

   考虑到执行效率,委托执行若采取层层申报审批,则耗时过长,不利于执行活动及时开展。因此,《委托执行规定》中规定,在向各自所在的高级法院报备后,委托法院可直接向受托法院进行委托执行。而事项委托以机要形式送达委托事项的相关手续即可,无需报高级法院备案。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开展效率,高级法院在其中应当起到指导、监督的作用。

   3.司法拍卖—法院与中介服务的配合

   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在一些情况下,需要社会机构的协助配合,如何处理与社会机构的关系,也是确保执行活动正常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8条规定,在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时,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并在之后的相关条款中对查封、扣押财产进行处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在金钱债权请求权的执行程序中,强制拍卖是连接查封扣押和分配的中间环节,属于最重要的变价手段。[16]司法拍卖制度的确立与改革,其核心是剥离执行权中的事务性权力,以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廉洁,但让渡权力必须对新的权力主体进行有效监督。

   权力的让渡关键在于受让主体的选择,即拍卖机构的选择。在司法拍卖改革之前,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可自行委托拍卖机构对执行标的进行拍卖,执行权的扩张使司法拍卖乱象丛生,对此,2004年5月26日正式启动的上海法院司法委托拍卖通过公开竞选择优选用的方式,建立起了全市法院司法委托拍卖机构名册,一旦执行财产进人强制拍卖程序,则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将统一采用电脑随机配对方式确定拍卖机构。此举在程序上保证了拍卖主体产生的公正性。2005年2月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涉讼国有资产拍卖统一指定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2009年2月起又通过引人第三方交易平台,变传统拍卖为电子竞价、且建立了统一司法拍卖机构名册。2012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通过管理机构、职责、委托方式、场所四个统一,实现了委托拍卖的有效分离。

   拍卖依其本身的竞价性质,导致拍卖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也将直接影响执行结果。在对拍卖机构的主体资质进行规制后,法院还应对拍卖活动的过程进行监督和制约。完善评估制度,对于待拍标的进行事先评估,这不仅有助于对拍卖结果合理性的判断,还能使执行机关对被执行人财产的状况有个大致了解,方便其他执行活动的开展。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之前提前一定时间将评估结果公布。对于评估机构的选择,可以适当参照拍卖机构的选择方式,以公平公开为原则,确保评估结果的中立准确。

    

   四、结语

   《若干意见》的出台,对于今后执行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从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来看,将执行权划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势在必行,符合客观的实践要求和执行权双重属性的特点。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权力,由于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的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因此其实施需要两个不同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将执行权配置给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更有利于执行权的运行。《若干意见》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两个与其他业务庭平行的执行实施和执行审查部门分别来实施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是对执行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而将执行实施程序划分为几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进行时限规定的做法也有利于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及时兑现,符合执行效率的理念。

   《若干意见》对于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现象无疑是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的。但良好的制度还需要合格的人员来贯彻,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处理好执行过程中内外部的关系,对执行权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权力腐化等等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还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

    

   注释:

   [1]诸佳英、王坚:《执行分权催生“两升两降一减”—江苏无锡中院探索“分段”“集约”执行分权新模式》,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月15日第4版。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孙加瑞:《强制执行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4]高执办:《论执行局设置的理论基础》,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

   [5]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6]高执办:《论执行机构内部的分权与制约》,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6期。

   [7]谢志强、刘斌:《民事执行检察权理论依据思辨》,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2期。

   [8]李浩:《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9]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2页。

   [10]2009年11月17日《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

   [11]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

   [12]童兆洪:《民事执行权的理论构建》,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提交。

   [13]肖建国:《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研究》,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14]《2011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十大司法政策》,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月7日第2、3版。

   [15]童兆洪:《民事执行调查与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16]肖建国:《论民事诉讼中强制拍卖的性质和效力》,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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