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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

——一种信息经济学的考察视角

更新时间:2013-10-19 18:57:06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统计数据失真,数字注水等现象十分严重。上情难以下达,下情更是难以上达,即便领导人下基层调查都难以掌握到真实的信息。朱镕基在他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坦言:“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 [ 16]无独有偶,2004年8月5日,温家宝总理到某地考察,为了防止“被调研”,他采用了“没有约定,突然叫停车”的方式走访。在走访的过程中,温总理每提一个问题,都要说一句“你们可得给我说实话呀”,一天之内,反复说了五遍。总理五吁“说实话”反映的是官场不说实话之风的严重泛滥。[ 17]显然,出现这种情况是政府内部权力设置不合理及沟通不畅的结果。

   领导人下基层调研都难以获得真实的社情民意,更别说从媒体上得到真实信息了。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媒体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对媒体实行国有化,对媒体的管理十分具体而微,以致于如果政府犯错误,媒体不得不跟着政府犯错误。政府失灵直接会导致媒体的传播失灵。如在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了领袖集中制,这种变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一是所有大众传媒都把向一小部分党的领袖负责当作自己的基本责任,变成了领袖的传声筒;二由于缺乏民主,它制造了一个多变的路线,每个党员都充满了不安全感,媒体也一样,见风使舵。“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它的编辑方针,抨击它先前奉承过的人,或鼓吹之前批判过的政策,只要最高领袖在这些方面下达了新的指示。”[ 18]在中国也如此,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红色”老报人马达在其《马达自述》一书中写道:“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党报的党性理解是比较狭窄、片面的,往往把党性仅仅归结为报纸工作应该具有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往往把组织纪律性等同于‘上级观念’,以至等同于‘听第一书记的’。这种理解,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体现党报党性的本质内容。”[ 19]这种政府管制导致媒体的传播失灵在今天仍时有所见。2011年5月间,湖南岳阳部分司机反映,岳阳中石化部分加油站油质存在问题,汽车加油后出现发动机发抖、无力、噪音大,速度无法跟上等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但岳阳市委市政府居然责成市委宣传部禁止媒体采访刊发相关报道。在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下,岳阳市委宣传部于5月9日上午10:00-11:00对全市媒体下发了“暂不做报道”的通知。理由是“国庆60周年特护期间严控负面报道”,这样做也是“为中央、省驻岳企业及市重点企业保驾护航”。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当地媒体保持了沉默,真相被掩盖,传播出现了失灵。

   可见,传播失灵既可能由市场失灵所导致,也可能由政府失灵所导致,还可能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结果。由于私有产权在西方国家是主流,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垄断、不平等与唯利是图是主要原因。而在中国等实行媒体国有化或者媒体国有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大众传播的失灵则主要是政府失灵造成的,传播失灵本身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

  

   三、传播失灵作为市场及政府失灵的原因

  

   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很多,信息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分析市场失灵的根源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从竞争缺点、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市场残缺、信息不足、失业膨胀、收入分配和优效物品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20在他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会失灵,其根本原因就在市场黑箱或灰箱的市场行为主体在分散地自主决策时所依据的各种市场信号既不充分也不完全。 21从理论上而言,由“看不见的手”引致的失灵需要国家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介入和干预,但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同样可能失败。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有效程度与对市场信息充分、及时和准确的掌握程度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而政府通过无法掌握到足够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知道某个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正是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等诸多问题。[ 22]传播失灵即信息不对称的外显。在笔者看来,信息不对称是一种静态的客观的存在,它反映与呈现的是信息分布的不均,而传播失灵则是指信息进入交流与沟通过程后出现的扭曲与变形的状态,它更多的是动态交流的结果。传播失灵的存在可能扩大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市场或政府失灵。换句话说,传播失灵是影响市场或政府失灵的重要因素。

   陈志武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关注大众媒体在克服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作用的经济学家。在陈志武看来,媒体是克服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渠道与制度设计,没有自由独立的媒体,市场经济中将出现“信息浑浊”,甚至导致市场的关闭现象(market shutdown)。[ 23]在他看来,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这种信息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成败与否。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越高。以证券业为例,在言论自由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占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言论自由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为16.46%;而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 24]可见,信息越通畅,传播失灵越少,经济就越发达。另一位经济学家金碚先生则以报纸给广告商虚报发行量结果导致广告市场缺乏信任、需求减少为例说明了信息不透明将使广告市场陷于困顿。[ 25]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有不少人将金融媒体和金融记者未能正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看作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 26]这些都是传播失灵导致市场失灵的例子。

   传播失灵导致政府失灵的例子就更多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廉洁程度与媒体的独立、新闻的自由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政府的决策质量更与传播质量休戚与共。政府内部的统计数据如果失真,则政府的决策与干预必然也失真。决策者如果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政府失灵就将成为必然。1961年,刘少奇对随同他到湖南作调查的胡绩伟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又说:“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27]这里刘少奇批评的就是媒体的传播失灵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这一事实。实际上,任何政府如果不能从公共舆论中收集到真实而全面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错误决策。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都遵循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即希望通过国家的管理阶层发号施令,将社会治理带入一种秩序和和谐。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良善的愿望,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是无法实现善治的。这一点不论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还是信息经济学的鼻祖斯蒂格利茨,都有深入阐发。当然,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价格、经济核算等经济信息,这种信息并不由大众媒体提供。而政治与社会领域中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媒体提供。笔者用“传播失灵”来反映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信息不完全状态”。如果政府完全垄断了媒体,整个社会的传播结构将非常单一,这将导致传播失灵。而传播失灵又反过来使整个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加剧,每个人包括领导者的信息都是不完备的,这又反过来导致或强化了政府失灵。

   可见,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是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的。将三者割裂开来或者单纯强调某一方为另一方的衍生结果,都是片面的。

  

   四、从克服传播失灵入手缓解政府和市场失灵

  

   厘清了传播失灵与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关系,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争论就会发现这些争论忽略了传播问题,因而没有多少意义。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理由是政府管制会失灵,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批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至上,理由是自由市场会失灵。而在一国内部,左派政党或人士总是批评右派奉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他们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会失灵的;相反,右派政党或人士则批评左翼的政府管制主义,理由是政府管制总是会失灵的。这样,聚诉纷纷。而实际上,市场和政府都会失灵,而其基础则是信息不对称的不可消灭,以及信息进入传播序列后传播失灵的经常性存在。政府领域中的传播失灵越严重,则政府失灵越严重,市场领域中的传播失灵越严重,则市场失灵越严重。而大众传媒如果传播失灵了,那么政府与市场必然出现双重失灵。

   这些争论也延续到了新闻传播领域。在传播学者冯建三看来,市场和政府都有一定的问题,因此既不能纵容政府继续介入传媒领域而不断失灵,也不能径直就此要求政府撒手,那么该如何做呢?冯建三认为,要“争取第三种选择,也就是建构更加有效能,而最好也是民主化的政府。”[ 28]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有效能而民主的政府本身需要保证它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即它需要以传播不失灵为先决条件,否则必然无法建成。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都假定决策者享有无限的免费信息,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当存在不确定性和必须付费方可获得信息时(信息获取有成本),民主或者说政治决策就受到信息的制约。在安东尼.唐斯看来,要做出一个决策,必须有三个要素:1)决策的目标是什么?2)决策的途径是什么;3)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三个要素,无一不需要占有足够的信息。[ 29]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没有足够的信息,到达目标的路径选择集合将大为缩小;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无法准确地预料到决策的可能性后果。因此,我们不能绕过信息与传播来谈民主,跳出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框架,回到信息与传播问题本身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在笔者看来,理想的市场治理与政府治理是要以传播完全为前提的。而传播完全的状态在现实环境是不可能出现的。传播失灵才是一种常态,它几乎是不可消灭的,这种不可消灭性源自于信息不对称的永远存在。所以,要实现民主,实现善治,我们需要跳出“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思维框架,着眼于研究传播失灵的成因与后果,着眼于克服传播失灵。尽管传播失灵是一种常态,但其有程度上的差别,即便我们不能完全克服,至少可以减少。减少了传播失灵,就减少了政府和市场失灵的程度。

针对传播失灵的成因,我们需要发展出一些制度以克服这种失灵。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科层制组织,要克服委托-代理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必须进行一定的机制设置,找到一种使各方都说真话,都提供真实信息的机制。信息经济学中有一个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指任何一个说假话机制都可以由一个说真话机制来取代并得到相同的均衡结果。[ 30]这一原理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找出或设计出一个“说真话”的机制,就能够有效地克服传播失灵。在市场和政治领域设置权力制衡就是一种鼓励说真话的好机制,多元分散的权力格局将有助于克服传播失灵。在市场领域鼓励竞争,发展独立的会计或审计制度,通过立法强制企业批露信息等等,都是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传播失灵的解决方法。如我国的《证券法》规定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经营者的信息提供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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