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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第二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更新时间:2013-10-17 10:43:37
作者: 杨君  

  

  社会是贴近我们生活的日常现实,但是,我们并不因为生活在其间而有更多的了解,就像我们并不因为自己必然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存在而对生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一样。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存在的、处于遥远的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它们的生活方式引发我们思考自己生活的本质。社会中各种看不见的规则与机制组成的系统,它控制我们的行为并操纵我们的思想,它似乎像自然风景一样是永恒的,但事实上它像孩子的手势一样变化不定。如今,社会正在发生一个转变:随着人的发展空间得以自由拓展,操控自己生活的力量得到加强的同时,人们对于职业的稳定、福利的保障、四伏的危机、泛滥的毒品、共同体的丧失、家庭的解体、道德的沦丧和对个人利益的无止境追逐等状况也感到普遍的担忧。

  现今,我们处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个人主义时代。贝克在《个体化》一书中认为,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却“变成了从属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的进程或发展正在悄悄地侵蚀着现存社会结构、制度和实践,从而导致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又将为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推波助澜。

  

  一.确定性原则: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化论述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学家日后称之为“社会”的范畴,只是停留在基督教王国这一单一共同体中。这是一种神圣的、道德的秩序,它借助各种仪式,将个体融入教会的圣事机制,以此展开运作。当中世纪这种神意秩序衰落后,社会学中的“社会”观念,才取代了基督教王国,开始着力塑造和表现了人类的社会能力[1]。这一时期人类关于社会的种种描述,仿佛是一股——从传统到现代性、自信仰到理性、由再生产到生产,以及—如滕尼斯(F.Tonnies)所说“由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潮流在无限翻涌[2]。这一切都明白地把社会与现代性画上等号。

  在第一现代性 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明确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成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也就是说,第一现代性,也即结构现代性中,社会被视为线性系统。在社会学家中,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社会体就是这样的线性系统。涂尔干坚持了某种整体性的线性社会观。在涂尔干的眼中,社会既被看成一种实体,一种事实,也被当成神圣的范畴,任何人都需要纳入其社会会范畴中,才可能健全存在外部现实受到道德标准的调节。个体仅仅是社会中的附属品。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帕森斯认识到了行动与社会秩序的脆弱性;看到了分化和进步的同一性,同时相信了现代社会规范的秩序能力。他通过社会化理论和以一种或多或少和谐的方式来团结社会。因此,帕森斯的线性社会观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平衡中的计划作用,同时,假设了各种不同的系统的存在,而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受到独立结构化机制支配,仅仅随着或多或少偶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运动互相渗透。在帕森斯的笔下,个体的命运仅仅是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无论是涂尔干眼中的“道德个人主义 ”,还是帕森斯笔下“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社会结构论始终处于社会整合的支配地位,个体始终受到来自外部的束缚和压力,个体没有自主性与能动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哈贝马斯对涂尔干、帕森斯的线性理论和帕森斯式社会学在战后数十年的支配地位不满。二者都强调行动而非结构的重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理论史只不过是一种行动理论和一种系统理论的模型的分裂历史,因而不可能把这两个范畴置于一个能把系统和经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概念中。因此,他希望完成这两个范畴的综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殖民化的,系统以及系统理性化的特质已经比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独特形式更具有优势。其解决之道在于生活世界以及系统必须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理性化。系统和他的结构必须能被允许变得更具有差异性、复杂性,但生活世界必须再精炼以便让自由沟通变得可能、让更好的论辩主张能够胜出[3]113。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者的完全理性化能促使它们以相互成长、而非以相互压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行动者中的个体能够通过交流、沟通来实现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的融合。在哈贝马斯的描述下,个体通过沟通行动来建构线性的社会系统。可以公平的说,哈贝马斯、吉登斯行动线性的另一面变现为涂尔干、帕森斯的系统线性。

  在《个体化》一书中,贝克依然坚持了“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立场”。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讲,贝克批评了哈贝马斯的行动线性论,他认为如今社会正处在分离和风险之中,个体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安全、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从个人主义立场讲,贝克批评了涂尔干的道德-伦理个人主义、帕森斯的制度化个人主义,而提出了一种由“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选择性人生。这里的个人主义既不是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伦理-道德的个人主义。正是因为如此,贝克认为,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意识与阶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都是有明确的分离和界限,社会学家们把个体化仅仅理解为主观的现实,即那种需要把它与客观阶级分析对立起来并接受阶级分析的主观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讲,在第一现代性中,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社会范畴得到了强化。或者说,个体化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示和角色模式的强化。只要这些范畴呈现出来,个体的命运就会被限制在以往那些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之中。在他们看来,维持线性模型的是单个的平衡点,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打破这种平衡,导致系统变迁。

  

  二.风险社会:个体化与“不确定的自由”

  

  贝克认为,当进入第二现代性之后,社会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界限和分割的实体,而是一种非线性、开放的模糊状态。关于第二现代性的论述,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包括两个阶段:工业社会和不可控制的风险社会。在工业社会,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在进步乐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否认一切风险”。在第二阶段,“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因此进步意识原则上已被打破”,风险为我们每个人所感知,而且越来越不可控制。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更多的是与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大致指涉同一历史阶段,即不可控制的风险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4]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或“现代工业社会”),而发展出自我批判的“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 ”)[5]。这样,第二现代性的表征即是风险社会。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 [6]。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我们被风险环境包围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个体也许希望自己具有反思性,但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反思。他是个游荡者。他联络网络,建立联盟,达成协议。他必须生活在、也是被迫生活在风险环境之中,在这环境中,知识与生活变化都是不确定的。

  不难判断,在贝克的论述中,确定性已经分裂成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今正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而风险社会的加剧,导致了人的非理性,导致开裂伤口的反复擦伤,以及相互攻防。生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对生活起支撑和引导作用的社会“本能替代物”被卷入到了需要考虑和抉择的研磨机。如果说,常规和制度有一种减负功能,使个体性和抉择变得可能,那么常规的解体会导致何种障碍、引发何种努力、造成何种压力,也就变得清楚了。当种种限制变得可参透并最终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帝的东西或者自然事先给定的东西,如今转变成了种种问题和抉择,尤其体现在私人生活的行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根据文化史的观点可以说,从主体要求自主赋权开始的现代性,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现代性扎根后,上帝、自然和社会系统正在以或急或缓的步伐被困惑、彷徨、无助、茫然的个体逐步取代。随着旧有格局的消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个体化的问题。一方面,个体面对“分裂的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这些自由是不确性的,充满无限的风险;另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势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只要这些解体趋势本身一呈现出来,就会面临新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呈现新的生活模式呢?

  

  三.个体的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

  

  针对个体化的“不确定的自由”以及社会的风险性,贝克认为,个体其实经历了一个由制度化的抽离与再嵌入过程。对于吉登斯来说,抽离是指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7];鲍曼则用社会的流动状态来指称这种抽离[8]贝克则认为,抽离更多的时候是指个体如何从过去那些束缚他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变成独立的个体来行动[9]。但是,确定无疑的是,个体越来越从外部的社会控制中抽离出来,这种外部控制不仅包括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也包括一些特定的群体类别,例如家庭、亲属、社区和社会阶级或阶层。

  在马克思看来,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化过程等同于阶级的形成过程。与马克思相比,一方面,韦伯比马克思更加关注各种各样的现代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则忽略了市场社会中个体化的潜在趋势。因此,韦伯笔下个体化的过程被基于地位而形成的传统和亚文化的持续性与权威性所封锁。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个体化是与社会地位或阶级相关联的共同体形成规则。在马克思、韦伯看来,与18、19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个体主义相比,资产阶级个体化进程从根本上讲源自所有权与财产权的积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权威及统治结构的抗争中发展了它的社会与政治认同。

  然而,第二现代性的情形恰恰相反,个体化进程正在从马克思和韦伯所描述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再次嵌入到新的制度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制度针对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个体化进程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这些产物表现在获得、提供及应用各种工作技能方面。尤其表现在教育、流动和竞争上。随着学校教育在时间上的延长,传统的目标导向、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都得到重塑,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教学方式及统一的知识。正是通过教育的导入,人们通过职业流动、居住地变动、雇佣关系变动及其初始社会位置的改变,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人们个体化背后的动力源。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流动来增强自己的竞争条件。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带来了快速的个体化进程。

  在“马达”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个体化动力十足,人们看不清新的社会安排是多么新颖、持久,对社会阶级洞穿的深度怎样。相反,在第二现代性下,作为应对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方式,社会和技术变革为个体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巨大弹性以及新的工时规定。这些技术与社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个体化生活方式。这将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也不是韦伯所预测的社会结构变体。这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雇员的个体化社会,阶级社会将会显得无关紧要。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特征基本上是由传统和文化来界定,雇员必须受制于劳动法以及社会政治范畴的相关规定。如今社会处在一个独特的转型阶段,其间持续不断并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与去传统的、个体化的后阶级社会相一致。在雇员的个体化社会里也产生了以下特征:个体化进程将阶级的独特性与其社会认同剥离开来;不平等一点也没有消失,而是由风险的个体化重新界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人们不得不结成政治和社会联盟;与获致性特征相关联的那些冲突持续存在,如种族、肤色、性别、族群、年龄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随处可及的这些不平等现象使得社会意义上的认同过程与个体意义上的认同过程相互分离开来。与此同时,个体的命运越来越为经济趋势和历史必然性所决定,像经济危机或繁荣,对于大学入学与进入职场的严格限制、同一代人的人口数量等。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了,个体从传统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固有制度中抽离出来,重新嵌入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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