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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明清中国房地买卖俗例中的习惯权利

——以“叹契”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3-10-15 21:10:11
作者: 尤陈俊  

   立叹气杜绝文契人王士元全弟王士杰,中见人董虎山、张凤仪、祖君召、董继舒、刘甸侯,官牙吴璨之俱押。[38]

   此份由江苏丹徒县县民王士元与其弟王士杰所立的“叹气杜绝文契”,与前述上海地区名称不一的各类叹契属于同一大类。在上海地区现存的各式叹契当中,便有一份光绪年间订立的“叹杜绝契”与其在名称上极为相似。[39]此外,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那些叹契原件中,形成时间最早的订立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二月,[40]而相比之下,《京江郭氏家乘》所记载的这份订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叹气杜绝文契”,虽非原件,但在时间上则要早了将近130年。管见所及,在其文字内容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叹契当中,上述“叹气杜绝文契”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份。[41]

   除了丹徒县之外,在清代江苏的其他地方亦可见到叹契的身影。从杨国祯对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江苏文书所作的研究来看,在地域相邻的吴县和太湖厅两地,也有体现叹价诉求的俗例存在。[42]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家住吴县[43]二十六都二图翁巷的席又梁将其房屋、园地绝卖于金姓,在其“循乡例”一并写立的三张契约中,除了“绝卖”和“推收杜绝”两契外,尚有一张“找根加叹”契约。在太湖理民府档案[44]所收的同治五年(1866年)太湖厅二十九都傅正东等立的永远杜绝文契中,写有“并连推收杜绝、找根叹气在山乡例,尽应贯入价内”的字样,其中所谓的“找根叹气”,即系写立叹契的俗例之反映。

   不仅清代江苏不少地方曾存在叹契,[45]在清代浙江,叹契的使用在一些地区很可能颇为普遍。在晚近整理出版的一批清代浙江慈溪县契约文书中,便收录了十几份叹契。这些被包含在不同的家族契约之中的叹契,在具体名称上彼此稍有差异,除了使用较多的“永远找绝叹契”[46]和“永远找绝叹卖文契”[47]等名称之外,尚有“永远杜绝找叹契”、[48]“永远杜找叹契”、[49]“永远绝卖叹契”、[50]“永远叹找绝文契”、[51]“永远叹找契”[52]和“永远叹找文契”[53]等不同称呼。从其来源来看,这些清代叹契在慈溪县内的地理分布颇广,分别出自该县十六都四图泾浦沿楼氏家族、九都外四图曹氏家族、廿九都一图坊表桥韩氏家族各自的土地房屋买卖契约;而从其立约时间上来看,最早的订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最晚的订立于同治九年(1870年),不过以道光与咸丰两朝的居多。

   除此之外,在民国天津市政府财政局的档案中,也收藏有两份叹契,其中的一份订立于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另一份则订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二月,但这两份叹契中所涉及的交易土地都并非在天津,而是位于上海地区。[54]以上海地区某块土地为交易对象而写就的叹契,缘何会被收在民国天津市政府财政局的档案之中,其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叹契”的区域性与超区域性

   从明清契约文书来看,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明确以叹契为名者确不多见,[55]但上引资料至少可以表明,叹契也绝非为上海地区所特有,而是还曾存在于江苏、浙江的不少地区。

   一本旨在介绍旧上海各种掌故的现代辞书,在解释“叹契”时指出,叹契是“清代上海及江南地区一种房屋、地产等财产转让的契约名称。有些契约直接在行文上写上‘叹契’,有的题头不书‘叹契’,但契文中凡写明‘永不叹乞’或‘永不叹契’者也叫作‘叹契’。”[56]这说明该词条的撰写者已注意到,在清代,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叹契也存在于其他“江南地区”。所谓“江南”,其地域范围“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而依据李伯重的看法,“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57]上述各例中的松江府、丹徒县、吴县、太湖厅和慈溪县,正是座落在此“八府一州”的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包含“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叹契似乎也不是全境各地均为常见的契约形式,例如在新近公布的一批来自浙江松阳县石仓村的契约文书中,就未见有以叹契为名的契约类型。[58]

   叹契的上述区域性特征,常常被一些对其有所关注但深入了解不多的学者在不经意间所忽略。在翻译一本提及叹契的英文著作时,该书译者考虑到中国学界先前对于这一独特契约类型所知甚少,于是专门添加了如下译者注予以说明:“在清代的房地买卖中,通常情况下,一宗房地交易需要经过卖契、加契、绝契、叹契等多次契约才能真正完成。……综上所述,在清代实践中,一宗房地交易的完成通常需要订立四份契约。”[59]这个注释在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叹契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觉得,房地买卖中订立卖、加、绝、叹四份契约的做法,是普遍流行于清代各地的共有俗例。实际上,在该书译者藉以参考解释叹契的《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一书中,其编者曾明确声言其书所讲的乃是上海地区的俗例。[60]而那本英文原著的作者梅利莎·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在谈及叹契时所主要参考的资料,乃是法国传教士黄伯禄(Pierre Hoang)神父的一本初版于19世纪末的法文著作中所提及的“叹契据”和“叹契”;[61]她也依照黄伯禄神父原书所言,在行文之中清楚地将其描述的情形限定为“松江”地区。[62]濮德培(Peter C. Perdue)在其出版于1980年代后期的一本专著中,在讨论传统中国时期各种附着于土地而生发的财产权利之时,同样参考了黄伯禄神父的前述法文著作。他在书中对叹契亦有所提及,但仅是一笔带过,既没有对黄伯禄神父在原书中论及此一俗例时所写明的区域语境(松江)做任何交待,亦未对原书记载此一俗例的具体年代稍加说明,以至于给人的一个误导性印象是,叹契乃是一种明清时期甚至更早之前便普遍流行于中国各地的常见契约形式。[63]

   不过,如果注重叹契所体现的“绝卖不绝”之本质特征而不囿于其名,就会发现流行类似契约实践的区域早已超出江南地区。明人谢肇淛在17世纪初刊行的《五杂俎》中提到:“俗卖产业与人,数年之后辄求足其直,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此最薄恶之风,而闽中尤甚……余一族兄,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当户,犹索尽不休,此真可笑事也。”[64]杨国桢曾指出,“大致在明末清初,闽北土地买卖中所谓‘卖’、‘找’、‘贴’、‘断’、‘洗’、‘尽’、‘休心断骨’等等概念已经完备并固定下来,在契约文书中表示地权转移的性质与程度,为社会买卖双方所公认,并得到官府的默许。”[65]为了展示明清以来土地买卖过程的复杂性,他还举出数个直观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其例举的一桩土地买卖中,整个过程前后持续26年之久。其大致经过如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二月,福建瓯宁禾供里民人罗恭智将位于坪州大新源的一块“大苗田”卖给赵天若,得价银39两,并立有活卖文契(其中写明十年之内取赎)。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罗恭智放弃回赎希望,向赵天若索取找价,得价银十两,并立契写明“自找之后,听凭买主永远管业,卖主向后不得取赎,以及登门索找讨贴”。尽管上份契约显然隐含卖断之意,但在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罗又以“时价不同”为由,要求赵天若之子赵宜珪“重找”,得遂其愿后立下“找贴断契”。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罗恭智又以“缺少银两应急”,再向赵宜珪重找,得价银三两后立下“休心找贴断契”。罗恭智四年后去世,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其子罗启玉、罗启亮以“父亡家贫手迫,不能丧葬”为由,再向赵宜珪找贴,并最终立下“休心断骨契”。[66]此处所谓的“休心找贴断契”和“休心断骨契”,均与“叹契”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不以“叹契”名之而已。

   事实上,除了福建之外,在清代中国的很多地区,均广泛存在同样体现房地“绝卖不绝”之特征的类似契约实践,正如岸本美绪所言,“在绝卖契成立以后,还多次要求‘找价’,这是很普遍的惯例。”[67]例如徽州文书中的“加添字”、“添价契”、“掇券”、“掇字”之类的契约形式,所体现的亦为绝卖之后卖主仍向买主索要找价的俗例,与前述“叹契”所体现的本质特征实无二致。[68]

   上述房地交易“绝卖不绝”的情形,如果换用杨国桢所惯用的话来说,便是“断而不死”。[69]类似的俗例,甚至在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记录中亦时有所见。例如,在浙江寿昌县,绝卖房屋仍可找价,此种行为在当地俗称“房屋一卖三找”。[70]福建省的不少地方也存在类似俗例:在闽清县,“产业虽经立契断卖,数年之后,业主尚得向买主要求找贴,谓之洗断,并付洗断契为凭”;在霞浦县,“产业买卖,如在五服内,只典不断,俗谓同族无断业。他如写明永断葛藤、不敢言贴之业,尚得立字找贴一二三次……”;[71]在古田县,该地民人“将产业卖断后,卖主如果贫不聊生,仍得向买[卖]主索钱若干,名曰尽卖。甚有一田尽卖数次……。”[72]

    

   四、“加叹”行为的细节变迁

   叹契颇为广泛地出现在明清江南地区的上述事实,意味着在此数百年间,卖主将房地绝卖之后再向买主索要“叹价”的主张,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为一种绝卖不绝的“习惯权利”。[73]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这种与叹契相关的事实性权利还被作为地方风俗予以记载。例如民国时期纂修的《嘉定县续志》便写道:“买房屋者,于契价之外,有叹、脱二项:叹者,言屋已为他人所有,失主唯有付之一叹,故须由得主加钱若干,别立叹契;脱者,失主屋中有匾额诰命之类,除去时心有不忍,又须加钱若干,别立脱契。”[74]不过叹契的具体存在样态在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

   冯绍霆已经指出,年代越后,依次订立卖、加、绝、叹各契的间隔时间,就越有逐渐缩短的趋势。他强调,至少从对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加叹文契的统计来看,“除了个别几份外,绝大多数的加叹契,都订立于卖契以后的一年或几个月之内,有些甚至与卖契同时订立。而且,年代越晚,加叹契与卖契的间隔时间便越短,各契同时成立的现象也出现得越频繁”,还有,一些契约看起来“各种加叹文契虽然一应俱全,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次写就、同时签署的。”[75]

上述特点,也曾被19世纪末在华的一些外国观察者所注意。在出版于1960年代后期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书中,有如下一段据称从188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23翻译而来的记载:“在松江一带,一次绝卖的地产,同时要预备四份地契,即‘活卖契’、‘加找契’、‘加绝契’以及‘叹气据’或‘情借据’,将地价总额分摊于四份地契上,并填上不同的日期。”[76]该书所译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在当时更准确的名字其实应为“皇家亚洲文会中国分会”(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它是一个由近代寓华外侨在上海创建的以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为宗旨的文化机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China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则是其在1882年至1905年间出版的英文会刊。[77]多少有些美中不足的是,《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书在翻译上述文字之时,既未写清其原文作者,也未阐明这段文字的背景。经核查英文原文后发现,在19世纪后期写下上述记载之人,乃是一位署名为“Peter Hoang”的外籍人士,前引内容则是出自于该人所写的一篇专题性文章。[78]撰写此文的Peter Hoang,其实正是前文曾提及的法国传教士黄伯禄神父。在1897年出版的那本法文著作的序言中,黄伯禄神父明确交待,该书主要依据自己那篇早先发表的英文文章修改增补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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