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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王元化:反思历史

更新时间:2013-10-14 23:51:30
作者: 李怀宇  

    

   一、  风雨故人

   “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之说,我在2003年才耳闻,这一年,李慎之先生逝世。此后我零散听过一些学界的故事,不免感叹知人论世何其难。而思想界的风雨苍黄与尘世间的人心变幻,有些并不能在字里行间读到。

   2006年春天,王元化出版了《人物?书话?纪事》,此书是在《人和书》(2003)基础上增改而成的。虽然已读过《人和书》,我在上海季风书园看到《人物?书话?纪事》时,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新书增加了三十来年前王元化的两篇重要文章〈韩非论〉和〈龚自珍论〉,而一些文章再读,对王元化的读书、交游、思考也有更为立体的理解。

   我早就听王元化的学生辈说,先生身体欠佳,甚少见客。不想在吴中杰教授的热情介绍下,王元化先生爽快地答应一起聊聊天。2006年2月11日下午,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墅访问。但见王元化先生躺在卧室床上,午睡后需要吸氧,他先请吴中杰夫妇进卧室坐在床边谈天。此情此景,让我顿时想起当年王元化向熊十力问学的旧事:有一次,王去访问熊,熊正在沐浴,王坐在外间,可是熊要王进去,赤身坐在澡盆里和王谈话。

   在客厅等待中,环顾四周,墙上有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的一幅书法,桌上一张瓷盘上则有王元化和太太张可的画像。约一小时后,王元化先生吸氧完毕,从卧室中走出,深深致歉。王元化说,自己视力很不好,读书要靠别人代读,写文章回信也要口述。我提起钱穆先生晚年患眼疾后口述的着作《晚学盲言》,王元化忙道:“我不敢跟他相比。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睛也不大好,人家是很有才气的人,文章是涌出来的,我的文章则是改出来的。”

   王元化取出两本书让我们观看。一本是翻译成日文的“王元化着作集”中的《文心雕龙讲疏》,谈到日本学者冈村繁用蝇头小字认真校改译稿的治学之风,王元化颇为欣赏。另一本是《王元化画传》,其中一张照片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的合影,和王元化同时受聘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钱钟书、钟敬文、朱东润等学界名家。谈话之时,那些学者均已谢世,只有王元化健在,不免感慨。

   王元化论学往往一针见血,臧否人物无所顾忌,听来别有一番震耳之感。而他谈到动情时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到了晚饭时间,我们起身告辞,问起张可女士的健康情况,王元化声调低沉地说:“她生病了,身体很差,现在已经在医院里。她是很好的人,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头。她从来没有怨我。”王元化和张可患难与共的故事,是天崩地裂的动乱时代中绝美的一景。

   2006年8月6日,张可逝世。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逝世。

    

   二、时代左转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1880-1975)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学,1906年东渡日本,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那时同住清华园南院的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王元化童年在清华园度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王元化辗转到了上海。1938年,18岁的王元化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问:“您在清华园长大,又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十几岁就热情地投身革命?”王元化说:“萧伯纳讲过:一个人在20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到25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1930年代是一个左倾的时代,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向左转的,像罗曼?罗兰、鲁迅。萧伯纳是被列宁批评过的,也往左转。那时候我们在北平耳濡目染,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恶劣极了。日本兵横行霸道,我们从小就觉得这个国家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凌辱的,被如狼似虎地压迫。我当时在清华园,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出了清华园,到城里来,触目所见都是这类的现象。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

   我接话:“马君武还写诗讽刺过张学良。”王元化即刻能背出马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那管东师入渖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渖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他感叹:“我们那时候读了这些诗都觉得非常沉痛。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我要求去参加学生自治会,我说:你们要开会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很宽敞。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气氛。那时候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党内会变成两种,一种是经过所谓延安整风,思想真正改造好,一种就是到老了还是理想主义者。”

   当年王元化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主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文化活动。而孙冶方、顾准日后被视为难得的学问家、思想家。王元化说:“这是很特殊的,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不能成一个典型。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的,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我那时才十几岁,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感染我。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非常怀念,但是后来这些人几乎全军覆灭。”

   王元化年轻时写了一些文章,难免骄傲。他回忆:“他们可以说——其实这是不好的字——『整』了我一下,他们老不给我发表文章,说你的文字没过关,里面教条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又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左』的人,受苏联理论的影响,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很苦闷,有差不多两年时间。后来上海的环境也变化了,好几年之后,他们看我的东西,说有点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后来我在上海当地下党文委书记到抗战胜利,那时上海文委领导是刚从延安回来的一个老同志,他是经过延安整风和『三整三查』,首先就点了我的名,我还不懂,参加小组会,让我下面的人来揭发我、批判我。我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了一点意见,我说怎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跟日本的理论很接近,已经被批判了的,这明明不对。我想不通,不大懂,他们觉得我的思想不纯,那时候不能提一点怀疑的。把我撤掉以后,我到大学教书,在那里,我不得不很好地用功。”

    

   三、重读古书

   1946年至1948年,王元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刚开始教书时,王元化自感基础差,有时备课到夜里一点多钟。有些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话有点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他不得不埋首读书,忽然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五次提到《文心雕龙》。王元化说:“《文心雕龙》有一篇〈辨骚篇〉,讲屈原的《离骚》,刘勰认为后世模仿《离骚》的作家可分为四类:『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他怎么可以看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一窍都不通,这句话里怎么有『深哀』——深深的哀痛在里边呢?他是为了挽救社会而讲这些话。才高者是用屈原的体裁去模仿他的,真正对他思想内在的东西一点没有理解。他说刘勰讲这四句话时,有一种深深的哀痛在里边。”

   王元化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像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后来觉得不对了。在孤岛时期,王元化的母亲曾请任铭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是母亲叫他读,不得不读。后来,王元化向汪公岩先生请教《文心雕龙》、《楚辞》、《文选》,汪先生曾教过宣统,所涉及到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没法懂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着。

   从此,王元化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潜心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着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名《文心雕龙讲疏》)中的某些观点即萌生于讲课之中。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重新致力《文心雕龙》研究,时任文研所所长的郭绍虞对他多有教益和提携。1979年,王元化积多年心血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从1975年起,王元化开始写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后改名〈韩非论〉),1976年8月完成。当时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他研究发现:韩非凭法、术、势所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民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辩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他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偷偷跟他讲:“你还要拿给人看,还不快收起来,这要杀头的!”

    

   四、但开风气不为师

   1977年6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后改名〈龚自珍论〉),此前,龚自珍被尊为法家,王元化不能容忍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力求还历史本源:龚自珍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性情中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王元化的太太张可亲手以娟秀小楷抄写了这部书稿。

   龚自珍生前,已有“程龚”、“龚魏”之称,先与程春庐,后与魏源齐名,受到时人的瞩目。但是时人对龚自珍并不怎样理解,大多把他目为言行怪诞、放荡不羁的狂士。王元化指出:“当时一般人把龚自珍看做是言行怪僻的狂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学问的确有点杂,既悖于传统的儒宗,又异于时流的考据训诂之学。他喜好百家之言,熟悉掌故,钻研佛法,通蒙古文,精于西北舆地,于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源流合分,尤役心力。他还关心科学。”

   王元化认为龚自珍着作中个性解放的呼声是震破漫漫长夜的第一声春雷。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已现衰世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产生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会出现才偷、才驵、才盗。他宛如置身荒凉的墓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那首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之句的著名诗篇。他感到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渴望看到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委琐。”

   对于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王元化说:“他的学问是可以为师的。但是章太炎批评他好像说梦话一样,文章狗屁不行的。鲁迅也从来不提龚自珍的,是受章太炎影响。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最早的讽刺家,是他们的前辈。他的一些文章一定是很犀利的杂文,我怀疑魏源都删过了。他所讲的话毫无顾忌,我也觉得很奇怪。他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是很犀利的,我喜欢龚自珍远远超过喜欢康有为,我不喜欢康有为的东西。”王元化特别留意广东学者朱杰勤在战前出过龚自珍的评传。后来王元化的文章发表了,朱杰勤很高兴。可谓龚自珍的后世相知。

在〈龚自珍论〉中,王元化写道:“但是,他的名士风流的结习,总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缺点、一种坏脾气,我们只能把这归咎于他的时代风习和他的思想局限。看人论事,须取大节,既不必有意回护,也不必刻意苛求,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在当时做出了新贡献的人物也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就行了。”当我笑着提出不太同意王元化的这一观点时,王元化即刻道:“我爱人的哥哥满涛也批评我这个观点,他那个时候讲,《十日谈》里就有很多涉及到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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