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

更新时间:2013-10-14 15:09:35
作者: 屠雨迅  

  我教的是毕业班语文课,全班的学生有40人,其中藏族学生只占三分之一。学生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见多识广:他们分别属于12个民族,来自20个省区。有一次,我请坐过飞机的同学举手,结果一大半同学把自己的小手举了起来。

  当这些不同出身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学以后,他们在相互交往中知识面得到了迅速扩展,就连我有时都从中增加了见识。我曾经给他们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叫《我的家乡》,结果至少有十几个学生写得很有特色。例如有个叫周晓明的同学记叙了四川省江津县盛产柑桔的情况,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前我以为只有浙江省才盛产柑桔。我还惊喜地发现,不少同学对作文的悟性很强,甚至超过内地的初中生。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叫旦罗的藏族学生对捕捉一只乌鸦的精彩记述;还记得一个叫次综的藏族女同学因为下河玩水而遭到母亲责罚的故事。我曾选了两篇学生作文参加国际少年通信比赛,不久,《中国少年报》在给学校的回信中说,其中一篇已在国内评选中入选,要求调查一下它是否确实为该同学所作。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布置作文都是当场就交的,即使想抄也没有机会。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信息量是同学们作文取得成绩的主要因素。我们还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专门刊载学生的优秀作文并评点。1983年夏,本校毕业生的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地区十几所小学中名列第一。

  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都天真无邪,对我无比信赖。他们有时喜欢把自己带来的零食请我品尝,什么干果、奶豆腐等应有尽有。我虽然一向不吃零食,但面对这童真的盛情,也只好品尝一点。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忘记了自己属于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过,藏汉语言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相互交流时往往用一种混合的语言。学生之间通常说汉语,用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使我也自觉地改掉了一些方言。当他们叫某个男孩时总是称“该依”,叫女孩时称“麦依”,这又属于藏语。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两个藏族教师大概是对比赛分组或比赛成绩有意见,就有学生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在讲我的坏话,并将他们用藏语说的话一一翻译给我。我知道他们错怪了我,但也没当一回事,没去跟他们计较,弄得孩子们很失望。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与民族团结相比,那点儿事实在是太小了。有两个学生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当地称这些混血儿为“团结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智商与别的同学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叫廖丽的女孩长得如同其名,皮肤洁白。后来我见到了她的母亲,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竟会是母女俩,因为从她们的相貌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共同之处。当时,国家正在分批从西藏内调干部,汉族人在西藏的比例随之锐减。到第二学年开始时,我发现汉族学生只占全班的三分之一了。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些孩子的单人照片和毕业合影照片。

  这里要专门说一下藏族人的名字。藏族人没有姓氏,名字一般都有一定的含义。如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名字的含义是“长寿的仙女”。最常见的起名依据是孩子的出生日,如星期一出生的叫达瓦,星期二叫米玛,星期三叫拉巴,星期四叫普布,星期五叫巴桑,星期六叫边巴,星期日叫尼玛。其中达瓦有月亮的意思,尼玛有太阳的意思,这与英文的意思有相似之处;有些名字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如“丹巴”意为佛教,“多吉”意为金刚,“格列”意为吉祥,“丹增”意为主管圣教的人等;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起名字很随便,很像汉族人的小名,如“那日”意为黑蛋,“白巴”意为青蛙,“嘎嘎”意为可爱的;还有一些名字是反映生理特征的,相当于汉族人的绰号,如“扎西巴杂”意为麻子扎西,“次丹堆古”意为驼背次丹,“巴桑甲巴”意为胖子巴桑。藏族人名还能表示性别,如同是星期一出生的,男的叫达瓦,女的叫达娃。由于藏族人取名时前两类居多,因此同名率极高。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个班里,往往有几个央金、几个米玛,为了便于区分,就把他们称为大央金、小央金或大米玛、中米玛、小米玛。久而久之,这些人在填表时也把大、中、小写上,使之与名字形成一个整体。古代藏族人曾一度将家族名称当作姓氏排在名字前面,加上受一些有姓氏民族的影响,有些藏族家庭出现了姓氏继承的情况。如当时乃东县委书记扎西平措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扎西德吉和扎西龙珍。我最喜爱的藏族学生次综有个哥哥叫次佩,妹妹叫次央。这种现象或许最终能导致出现姓氏。生活中还有些藏族人的名字与汉族人一样,更常见的是没有姓氏,如“玉红”、“玉珍”、“小红”等,我有个学生甚至叫“文革”,他是个皮肤黑亮,极为好斗的学生,叫上这么个名字还真是名副其实呢。

  我们按照领导的要求,非常注意处理好与藏族教师之间的关系,惟恐节外生枝,影响民族团结。有一次,一位藏族教师看中了我当时戴着的钟山牌手表,想用走私的瑞士表与我交换。我一再解释我的表只值30元,没有他的好,他就是不信。我坚持没有换,我担心他一旦知道两只表的实际价格后可能会反过来说我骗了他。我们宿舍隔壁住着两个藏族人,都是本校食堂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到子夜一两点钟时就敲我们这面墙,而且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弄得我们无法入睡。我们深感苦恼,却不敢找他们说理。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就去敲宋校长的门。宋校长让我转告两位藏族伙夫,叫他们别敲了,影响别人休息。这一招果然管用,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很怕校长,因为校长是佩了手枪的。

  有一天晚饭后,我与本校4位藏族青年教师一道出去散步,闲谈中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说,每当看见穿公安制服的人进了校园,就担心是来抓自己的。我感到很奇怪地问:“你又没犯法,怕个什么?”他们说不清原因。随后,他们无比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的国王就要回来了!”说着掀开各自的外衣,在胸口露出一张两英寸大的达赖喇嘛照片。他们还竭力赞美一个在59年平叛时“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女英雄”,说她长得像天仙一般美丽。虽然我竭力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劝说他们,别轻信谣传,但他们的情绪还是越来越激动,以至大声责骂才旦卓玛、潘多等人是“民族败类”,只因为她们都嫁给了汉族人。那次散步使我亲身感受到西藏民族问题隐藏着危机。仅仅几年后,这种危机就公开爆发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与当地的汉族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少摩察。前面说过,这些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内地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也不高,我们的到来不仅使她们在工作上显得相形见绌,还激起了她们对我们能重回内地工作的羡慕和嫉妒。基于上述原因,她们对援藏教师特别挑剔。有一次,学校组织教师听一名援藏教师的课,这个青年教师原是南京市区的中学教师。那天的课其实上得不错,她们却横挑鼻子竖挑眼,偏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有两个援藏教师因在学生家里吃饭被处理,与她们的推波助澜也有很大关系。到第二学年,这种攻击矛头一度也指向了我。有一次开教研会,女教导主任当众批评我工作不负责任:“有家长到教育局反映,都上到第10课了,他才布置两次作业,还不认真批改。”随后,宋校长派另一个女教师背着我收走了部分学生的作业,同学们纷纷把此情告诉我。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将全班的作业本搬到宋校长那儿。它们表明我实际上布置了14次作业,而不是两次。我要求教导主任在相同场合澄清事实,并赔礼道歉。宋校长愠怒地说:“你想在这个问题上弄出什么是非,那是不可能的!”我说:“那也总得实事求是呀。”他忽然发了火:“你就这样对我说话?”我也不甘示弱地回道:“难道我应该跪着向你说话?”我还批评他派人背着我查作业是“文革”作风。他倒没再说什么。几天后,他终于单独向我说“那事弄错了”,那个教导主任也跑到我所在的语文组,当众“自我检讨”,还请我们剩下的4个援藏教师到她家吃水饺,我坚决不参加。这种毫无来由的冲突我还遭到过一次:冬季的一天,本办公室的一个女教师忽然指责我们在教导主任那儿告了她的状。我们俩自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就批评她别乱猜疑。她一下子认准是我告的状,立刻朝我扑来,并揪住我大衣的领口,在场的教师上前将她拉开后,她又搬起椅子朝我砸来。我却始终未还手,只是将情况向援藏队队长反映了。不久,这个女教师在一次教研会上作了检讨,并“希望两位老师原谅我”。我对此事的背景从未深究,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挑动的。我为人处世极为谨慎,两年里只在一个姓赵的学生家里吃过一顿饭,他的父亲是部队营级干部。那天,他们一家人一再强留,我看实在却不过面子才破了例。因此,不管怎么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确实找不出整我的借口,他们想搞臭我们、挤走我们的企图终于破产了。后来,援藏队队长召开援藏教师大会时,对我们有理有节的做法给予了赞赏。如果没有援藏队队部依托,我们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委屈甚至陷害。

  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同行中的一位死者。他叫刘志勇,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进藏以前我与他并不相识,只是在山南地区招待所与他共同生活了半个月。他后来被分配到距泽当100里的扎囊县中学当教师,不到3个月,就听说他经常闹病。早期症状是断续发生头痛,这显然是缺氧造成的,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到后来,他几乎每天上午犯病,症状似癫痫,下午和晚上又好好的,可以说笑、打牌。其间虽几度去医院诊治,也查不出病因。不少人竟据此认定他是故意装病,不愿工作。直到他的病越来越重,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以后,人们才相信他确实病得很重,以前的传言也不攻自破。1983年春节前,我们的队长与一名医生护送他回内地治疗。他们一行3人却买了5张飞机票----刘志勇的担架占了3个座位。半年后,我们得到内地传来的消息说,刘志勇经多方医治无效而死亡,时年25岁。他不仅大脑萎缩,连浑身的肌肉都萎缩了。他的女朋友一直像亲人一样关心照应着他,但回天乏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生命的摧残有时是毁灭性的。面对这样的噩耗,我们真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我们对那位不知名的姑娘也充满了敬意。其实,在西藏突然发病死亡本不是稀罕事,就连享受较好医疗保障的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还有十世班禅先后都命丧高原。

  西藏的冬季非常漫长,正如古诗所云:“胡天八月即飞雪”,公历9月下旬,天空就飘起了雪花。单位虽然每年给职工发放了6个月的烤火费,却并不能解决取暖问题。这儿的日温差很大,夜间零下十几度,白天又能达到零上十来度。上午10点以前,太阳未射进校园时,冷到滴水成冻的程度。为防止自来水龙头被冻死,只好在夜间将阀门开着,让它保持细水长流。一夜过来,水龙头下就形成了一座小冰山。有一天早上,学校为了迎接上级一个检查团,将校园认真打扫并洒了水。这些水立刻就结成了冰。当检查团成员在鼓乐声中步入校园时,接连滑倒了好几个,弄得大煞风景。为了取暖,我喜欢背对着太阳批改作业,我还每天晒棉被,这样晚上盖起来就暖和一点。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强紫外线的作用,我的几件外衣和两条棉被后来都像报纸一样不结实,最后碎成了片。我在西藏的最后几个月实际上盖的是棉絮。西藏冬季的风沙也很大,几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随着太阳偏西气温骤降,雅鲁藏布江峡谷就会刮起12级大风。狂风卷起沙石将窗玻璃打得沙沙作响。尽管我们关紧了门窗,仍感到满口是沙子,很碜牙。为了防风,屋顶都是用白铁皮钉成的,但我们仍能听到屋顶被整体掀动的轰响。风停后,原本干干净净的窗台上已积下厚厚的一层沙。

  这种恶劣的气候使峡谷大部分地段成为沙漠,1983年植树节我们曾经去几十里外的江边沙滩上植树,第二年又去同一个地方植树时才发现,上一年栽的树99%以上没有成活。冬季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长达两个月的寒假里,学校食堂每天开饭两次,只有馒头和炒土豆丝。我们与其他汉族教师一样通常不买食堂的饭菜,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不爱吃面食,二是感到不卫生。藏族人有个习惯,大便后不用纸擦,而是用手指抠,然后将抠粪便的手指在厕所的墙上擦干净。本校宿舍区的那个公共厕所墙上就布满了粪便的痕迹,学校为此每年将其粉刷两次,也无济于事。

  为了方便教师自己做饭烧水,学校给每间宿舍发了一只电炉。冬季枯水季节,有限的发电量首先满足军政机关的需要,其次是一些拥有一定权力的单位,而我们学校则被称为三类单位。只有到下半夜别的单位都不用电时,才有可能给学校送一会儿电。因此,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只好用烛光照明。那些劣质的蜡烛在运输储存中早已变了形,很难让它直立起来。即使勉强让它立起来,烛光也很暗淡,不仅无法看书,而且短短一会儿就在桌上淌了一大摊蜡烛油。不得已,我们只好将这些蜡烛熔化在罐头盒里,专做一个芯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848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