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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红色的网(续)——我的中学生活

更新时间:2013-10-13 23:17:23
作者: 屠雨迅  

  

  1972年初春,我在家乡六合县四合公社上中学的时候,四合中学与小学还没有分家。因此我上学的地点没有变,只是从朝西的小教室搬到朝南的大教室,课桌依然是土坯垒的台子。每个年级仍只有一个班,但增加了许多新同学。我们这一级学生是通过考试录取的,我在全公社的小学毕业生中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我的女同学竺修红,她现在是家乡的小学教师)。我似乎又找回了刚上小学时的感觉,自卑感也不象以前那样强了。在那所谓修正主义教育回潮时期,我的各门文化课都是优异的。我到底考过多少次全班第一,现在已无从查考。我却记得自己只有两次考了全班第二:一次是初一数学考试,题目特难,一共只有三人及格,我得了64分,排第一的李再山同学得了67分;另一次是初二语文考试,我得了91分,排第一的沈有银同学得了92分。因此,40年后的今天,我却还记得这两位初中同学。他们初中毕业后就走上了社会,一直从事体力劳动。

  我能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失眠。我每天躺在床上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往事在脑子里过一遍,这自然就包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我不爱接近老师,但这并不影响老师们对我的厚爱。关于这一点,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较深:刚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就破天荒地给我的作文批了90分,他说他从未给作文批过这么高的分数,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我那篇<<白毛女>>观后感。父亲后来也看到了这篇作文,他只是问了一句:“这是你写的吗?”还有一次政治考试,我实际只得了98分,老师认为我答题水平超出了初中生应有的程度,特别给我加到100分。至于数学考试,我上了初二以后,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教数学的杨老师唯恐我会因此而骄傲,在最后3次考试时只给我批了99分,还把这个原因对全班同学讲了。谁又能想到,仅仅一年以后,还是这个杨老师却成了疯狂迫害我的主谋呢?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上上下下抓教育的空气日浓。我经常把老师还未教过的题目做了出来,但也确有一些同学跟不上,只好抄我的作业。出于自卑和羞涩,我从不接触女同学,见面话也不说,她们也就很难抄到我的作业。我父亲的堂妹、我的小姑姑成了一座桥梁。她也是我的同学,与我家比邻而居,抄我的作业比别人要方便。小姑姑把从我这儿抄来的答案转给了女同学。这一年,四合中学还在全校学生中举办了一次语文、数学知识竞赛,各年级的语文试题是一样的。我不仅获得本班第一,而且语文成绩超过高中毕业班多数学生。我一度成为全校新闻人物,甚至传到了外校。学校发给我的奖品分别是一本练习册和一套三角板、量角器。我那时悉心期盼着老师经常出作文题,学校能经常开展类似的竞赛,因为那将是我获得赞誉的唯一途径。然而,这种机会又是多么少啊!我先后上了十多年学,尽管一向成绩优异,但受到学校奖励却仅有这么一次。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在学习上花多少功夫,大量的家务活也不容许我整天忙于学习。自我上中学以后的三年里,我家不仅养了鸡鸭,每年还养一头猪,采猪菜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提上篮子走向田野,采一大篮子猪菜。我至今还记得,猪最爱吃的一种植物俗称“灰灰条”,它一般长在背阴的地方。为了采到它,我多次受到蛇的惊吓。中午放学回家也是我最忙乱的时候:妈妈中午回不来,只为我买好了菜,我一边要赶紧淘米洗菜、烧火做饭,还得喂猪。被关了半天的猪听到人的动静,叫得令人心烦。我照顾弟弟吃完饭,还要给母亲送饭,这种状况从我10岁那年就开始了,并持续了多年。

  忙完了那些家务活,我的乐趣就是唱样板戏和看书。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大唱样板戏,母亲和弟弟成了听众。有时弟弟也跟着唱。直到把弟弟唱睡着,妈妈叫我别唱了,我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我几乎能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头唱到尾,直到今天还记得不少。不过,我从不愿意参加学校的宣传队。每当想起那段往事,我就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时如有机会学点儿别的,该多好啊!

  当时能看到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杂文、散文集。我读<<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主要兴趣在其丰富的注释上,我的现代史知识最早就是这样获得的,它为我后来当民办教师和参加高考打下了基础。鲁迅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它不仅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还培养了我洞察世事的本领和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并进而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鲁迅的作品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读物,它使我产生了第一次写作冲动,不料厄运随之接踵而来。我还未满14岁就首次因写作而惹祸。

  那是1974年1月,我们上完了初二第二学期课程,就放寒假了。由于学制又一次改变,我们要在初二上三个学期才能毕业。这个寒假一共只有14天,语文老师只布置了一篇叫<<寒假新事>>的命题作文,另外还要求我们向黄帅学习,写几篇日记。我在完成命题作文以外,加写了十几篇小文章,针对同学间存在的不良现象发表评论。由于这些小文章的写法大受鲁迅文风的影响,我就将它们装订在一起,弄个封面,竖写道:“向鲁迅先生学习”。历年的学生都惧怕写作文,而我一个寒假就写了十几篇,比老师一学期布置的还多呢,相信全校不会有人超过我。我期盼着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会因此受到表彰。我就是抱着这样满腔的热望将厚厚的各科作业及日记交给班主任杨老师的。第二天,杨老师果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我一进屋就看见他的书桌上放着我的寒假作业。我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怕承受不住他对我的夸奖。然而他并未像我期待的那样,而是翻开我的一则日记,面带愠色地说:“你这么写不好”。原来我在这一则日记中记述道:“同学们纷纷议论杨老师与一位代课的女知青关系不正常,这已降低了杨老师在同学中的威信”。我见杨老师是这个态度,就说那就把它撕掉吧。没有得到杨老师的表扬使我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后来我果真把日记撕了,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事实上,已经结婚生子的杨老师与那个女知青的关系已发展到公开化的地步:他们不仅在宿舍里共进三餐,晚上还在宿舍里摆弄乐器,俨然是一对情侣。杨老师的妻子原是其大学同学,正在40里外一所中学当教师,风闻此事后曾来吵过架。我的日记对他实际上起到了警醒作用,他本该感激我才是。因为此后不久,国家就狠抓了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的行径,还处决了一批人。于是,人们把女知青戏称为“高压电”。当时,即使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也会断送一个干部的前程。四合公社一名姓金的党委委员因男女关系问题败露,竟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身亡。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正式开学后,我们才知道,杨老师已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他已成为学校的二把手,而一把手正是“文革”初造反起家的张广和,他曾经亲手殴打过我的父亲。新的班主任与杨老师一样,也是“末代大学生”,他一上任就宣布改组班委会,把我免去,换上公社书记的大女儿,其他4名班干部一个未动。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杨老师授意的,因为新的班主任原来并不熟悉这个班的情况。班主任把这个决定一公布,立刻在班上激起很大反响。有几个同学为我鸣不平,他们的理由是:原来的班干部是全班同学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要改组也得大家投票。有个同学当众问杨老师:“班委会是按你的意见改组的吧?”弄得他无言以对。一个名叫方可伟的同学还执笔写了一份小字报,贴在教室门口,题为“究竟要不要民主?”引来好多围观者(方可伟后来因此失去推荐升高中的机会,尽管他的父亲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过三次一等功)。当时的政治气氛是鼓励学生造反,反对“师道尊严”,因此竟没有人敢把它揭下来。尽管我和我的支持者所做的与官方提倡的不是一回事,但由于此事在广大师生中已产生广泛影响,他们只好做出让步,同意仍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班委会。为了确保公社书记的女儿能当选,他们将班委会成员增至6人。改选结果我终于继续当选,书记女儿连边也未沾上。我发起并领导的第一场民主运动终于以我们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我当时的心境与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时是一样的。三四十年后,我仍旧感到那场斗争获得胜利实在难能可贵。

  公社书记的女儿感到很狼狈,这对于自尊感极强的她来说自然是个很大的挫折。她那种当了几天班干部又被选下去的懊恼不可能不让她父母知道。半年后,书记将这位大公主送到县城第一中学读高中,某些想借此拍当地最高当政者马屁的人终于弄巧成拙。其实,书记女儿在同学中如此落落寡合,校方有很大责任。例如在减免学费问题上就不妥。全班同学有三分之二来自农家,大部分都很困难。每学期却只有很少几个同学被减免,最多减免一半,而书记女儿的学费总是全免。理由是她家8口人,只有两人拿工资,人均收入比一般工薪人家低得多。然而同学们都知道,书记家的实际生活状况不是那样的。我就一直没有忘记从书记家飘出来的肉汤的浓香。同学们对学校的做法有意见,却又没法提,只能私下议论或软抵抗。我上初一时,班主任见我还欠一元五角学费,竟把我从课堂赶出去,逼我回家拿钱来。我从小道走到砖瓦厂后,就决定不回家,而是躲在砖坯间玩了一节课时间,最后我回到班主任那儿,说回家没有要到钱,因为我知道母亲确实没有钱。这是我儿时仅有的一次撒谎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有不少同学把不满转移到书记女儿的头上。加上她自己又很孤傲,我记得她进教室时,总爱拿个手帕掩住鼻子,做出恶嫌的样子。她还率先穿上了“江青服”,处处显出她的优越感,她变得毫无人缘就不奇怪了。

  班干部改选结果使班主任也感到非常难堪,我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在给班干部分工时,指定我为劳动委员,我那时身高还不到1.5米(我的儿子14岁时身高已达1.73米),是全班年龄最小、体力最弱的,而其他5位班干部分别比我大3至6岁,这样分工显然是给我颜色看。我默默接受了,决心做好这项工作,以免授人以柄。为了保持教室及门前的卫生,我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值日小组偷懒,地未扫干净就走了,我就独自把它扫干净。我甚至将自己家里的条帚、抹布拿到学校来用。我简直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仲春时节,田边的杂草已很茂盛,正是一年一度打绿肥的时候。学校给每个班下达了完成绿肥的数量,我再将它均分到每个同学身上。按以前的惯例,劳动委员只负责验收和掌秤,不必像其他同学那样去打绿肥。而我放弃了这项特权,在不影响履行职责的同时,我挤时间完成了任务,并主动交给班主任验收。我所做的一切不仅未得到班主任的称许,反而经常遭到他当众的讽刺与挖苦。他的做法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一些投机取巧的同学见我不给他们放秤,对我满腹怨气,有的甚至指着我的脸骂道:“你算什么东西,当心我把你揍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拎来同样多的草,到班主任那儿都不用称就算完成当天任务了。刚刚14岁的我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啊!(即使多年以后,当我长期在高层机关从事人事工作,并在某些方面有很大决定权和影响力时,我的做法依然没有多少改变)。在那个学期里,我在教室里被同学打过两次,班主任对我被打事件既不调查,也不处理,只是在班会上说:“你们怎么敢惹他呢?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物!”孤苦无望的我知道无处申冤,只有哭泣。我之所以被打,除了当劳动委员得罪人外,还因为我上一年学习成绩优异而遭嫉妒。如一个姓许的同学学习成绩仅次于我,就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此前就扬言要教训教训我,还说我一家人不是他一家人的对手。20年后,我回老家探亲时在街上遇到他,不料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我那时的学习成绩比你好。”我见他如此执着,竟然默认了他的说法。他比我大3岁,智商确实不低,但由于比我发育早,他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那20个女生身上了。他曾是在小学给男女同学配对子的主谋。平时上课,他回答问题极踊跃。他的潜在动力只是为赢得异性的好感,学得并不扎实。长此以往,只因别人没有像他那样抢着回答问题,他却误以为大家都不如他,以至自我感觉极好。上高中时,有一次老师见课堂秩序太乱,不由感叹道:“像你们这样,全班能出几个人才!”不料他竟"呼"地站起来,高声说:"能出我一个人才就不错了!"不过,这个"人才"后来连中专都未考上,在当了近20年商业职工后终于失业。

  尽管我遭到那么多不公正,处境极为可悲可怜,却丝毫没有减低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我几乎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担当大任的使命感,这使我常常为一些本与自己无关的大事而操心。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发生逆转,“5分加绵羊”已成了批判对象,我却做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我见教室两侧墙上空空如也,就用家里的纸和广告色抄了毛泽东、鲁迅的几条语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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