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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红色的网(续)——我的中学生活

更新时间:2013-10-13 23:17:23
作者: 屠雨迅  

  又在家里调好浆糊,一大早赶到学校,独自将它们贴上了墙。记得这些语录有毛泽东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等。我自以为做了一件大好事,同学们见到墙上的语录时也都感到新鲜,有的还赞赏我字写得好。我选这些语录的动机有两个:一是期望同学们像我一样不为时事所动,始终热爱学习;二是暗示同学们,我所遭受的委屈是另有原因的,希望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就含有这个寓意。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努力不仅都是徒劳的,我的处境反而因此更艰难了。校方把此事通知了我的家长,父亲因此责备母亲对我疏于管教。我却始终回忆不起来父亲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批评我的,或许是我自认这样做没有什么错,根本没有听进去。直到今天,我也看不出一个初中生这样做犯了哪个天条。不过,我还是按父亲的意见将贴在教室的语录全部揭了下来,拿回家烧了。父亲大概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然而校方并未善罢甘休。转眼就要毕业,学校当权者几次三番地申明:升高中不采用文化考试的办法,而是像“工农兵学员”那样用推荐的办法,表现不好的不得推荐,推荐了学校也不接收。我的内心本来已像林黛玉一样敏感,听了这话自然十分清楚自己将失去升学机会。一股彻骨寒意已浸入我的骨髓。

  与我心境相反的是,班主任似乎正春风得意,同学们发现他常常把本班一个女生叫到自己的宿舍去,谈得很欢。本校此前已发生过一起老师把一名高一女生肚子搞大的事,最后只好结成夫妻。这些来自城市的末代大学生们,被分配到乡村当教师后,确实面临着择偶的困难。于是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学生身上,被他们看中的自然是长相比较出众且有城镇户口的女生。在一所仅有十几个教师的学校里,一再出现这种有损师德的事,确实败坏了校风。班主任的所做所为,哪里逃得过同学们那几十双眼睛。有几个男同学一发现那位女生去了班主任宿舍,就用一面小镜子对着太阳,使阳光透过窗玻璃反射到宿舍内的屋顶上,那一片圆圆的阳光在班主任宿舍的屋顶上不住地晃动,搅得他心神不宁。班主任为此而恼羞成怒,却无可奈何。甚至有同学带我一道去研究班主任晾晒的棉被,还指出了几处未洗掉的精斑。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终于结束了,我总算拿到了一纸初中毕业证、一张毕业合照相(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我的个子最矮,像个十来岁的孩子)和一份“成绩报告单”。在我的成绩栏里,除了班主任所任的政治、语文分别为“一般”、“良好”以外,其它七项主副科全是“优秀”。班主任还给我作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评语,我至今还保留着它。他在评语中说我“说话不朴实,作风不踏实,组织纪律性差(显然不是指课堂纪律,因为我是个很内向的孩子),”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学习成绩良好,劳动较积极。”这短短的妙文确实颇费了作者的一番心思,由于找不到我实在的问题,只好闪烁其词,让人想起历史上著名的“莫须有”罪名。父亲看到这种评语很不高兴,认为这话不应该用到孩子身上;母亲更生气,因为街坊邻居只把乱搞男女关系称为“作风不好”。尽管如此,四合中学负责人张广和与杨某仍嫌不过瘾、不解恨,竟然诬陷我破坏课桌、砸碎教室窗户上的玻璃。

  

    我有生以来首次亲身体验到人性竟有如此卑鄙险恶的一面,实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破坏公有财产绝对不符合我的人生哲学,我一生都在和这种人进行斗争。这还不算,此间他们还酝酿着更大、更荒唐的阴谋。1974年暑假的一天,父亲的两位老朋友来家中做客,他们分别是两所大队学校的负责人。他们向我们一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四合中学负责人在公社“教革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竟然郑重其事地提出召开一场专门批斗我的万人大会,如同“文革”初批斗我父亲一样。由于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不妥,此事才未发生。我至今也想象不出他们能给一个14岁的孩子罗列出怎样“滔天的罪行”,后来我倒是悟出了他们这样做的动机,那就是借“批林批孔”的政治大气候,想制造出类似于黄帅、马振扶中学和张铁生那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事件,并借此飞黄腾达。如果他们当时搞成的话,我恐怕早已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得很执着,第二年5月,他们就公然掀起了对倪岫云老师的迫害狂潮,并公开表明了其动机。关于倪岫云老师的遭遇,下面将专门加以记述。

  我,一个年仅14岁,身高1米5的本地教师的儿子,一个一贯品学兼优、后来又成为援藏教师、南京市优秀"四有"青年、作家、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四合中学校史写下最精彩一页的学子,就这样在1974年7月被几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强行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

  班主任对我长时间的敌意自然带来了反作用力,我的内心也渐渐滋长了对他的敌意。不过,我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只采取孩子们所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唯一一次报复:班主任的宿舍后面有一小块菜地,种着辣椒、茄子和丝瓜等。不过班主任自己从未付出劳动,全靠几个善于拍马屁的同学帮着伺候。一天晚上,我和三个同学悄悄来到这块菜地,将菜根一一拔断,两天后,它们全都枯萎了。我所参与的报复行动与这半年来他们无端加给我的迫害相比是多么不相称啊!大约十年以后,我在县城见到过这位班主任,他正与一个身材瘦小、长着一副哭丧脸的女人在一起,后来证实那就是他在三十多岁才娶上的妻子。他终于未能得到我那位皮肤白皙、面如满月的女同学。

  至于迫害我的始作蛹者兼主谋杨某,在读到我的日记以后,与女知青的风言风语不久就平息了。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他又故技重演,常常在宿舍与一位颇为风流的年轻代课教师一拉一唱,打得火热。这在本街一些年轻人中引起躁动和妒意。一天,当他从外地回校时,发现自己的宿舍一片狼籍,衣物和被褥被洒了硫酸、乐器被毁、连铝锅都被踩扁了。他一时气疯了,将自己的遭遇复写成传单,向各有关部门申诉。四个肇事者很快就查出来了,都是本街刚从四合中学毕业的社会青年,其中一个还是公社老干部的儿子。他强烈要求把他们当作打砸抢分子来处理,却未能如愿,最后只获得一些经济赔偿。这件事使他发现,他不仅找不到同情者,反而有人幸灾乐祸呢。他终于意识到,他已是不受欢迎的人。事实上,由于他与学校负责人张广和狼狈为奸,热衷于造反夺权,推行极左那一套借故疯狂迫害以倪岫云为代表的优秀教师和以我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家乡好几届学生的学业因此而荒废,前途为之断送。二三十年后,家乡的同龄人每当说到此事,对他们依然耿耿于怀。面对天怒人怨,他只好请求调离此地,回到精神有点失常的妻子和生来就痴呆的儿子身边,尽一点为夫为父之道。他离开四合中学时,我才17岁,已是该校的民办教师,与他成了同事。他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冷漠态度,我则亲眼目睹了他离开此地的凄凉景象,用“灰溜溜”和“落荒而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多年后,他调到县城一所末流中学当理科教师,据悉其业绩平平,却也知道用业余时间当家教挣钱。

  我14岁就失学了,这令母亲为我的前途而深深地忧虑,她常责备我不该在学校“闯祸”。有一次,我提出去她单位做临时工,她冲我发火:“看你萝卜高一点,不好好念书,能干什么”。她怕人家嫌我太瘦小,觉得难开口。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依然非常困难,母亲因营养不良而长期贫血,常常头晕。如果我能做上临时工,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会得到较大改善。这一点,对母亲无疑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我终于获准去四合粮食加工厂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将供销社收购的刺槐叶加工成面粉状,最后装入外贸部门统一制作的白布袋中,每袋70斤。生产车间就是原来加工饲料大屋子,一共只有两台粉碎机。而已收购来的树叶在院子里已堆积如山,撒落得满地都是,且每天都在增加。不仅火灾隐患很大,还担心遭雷阵雨影响其质量。因此,两台粉碎机必须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上的全是夜班,这种夜班是要上一通宵的,但我不怕熬夜。夜班共有6个人,我自然年龄最小。我们分布在三个岗位上:一是负责将树叶运到车间里来,这是力气活,装树叶的大麻袋立起来时几乎与我的个子一般高,我当然背不起来;二是当司机,手执一截树棍,将树叶适量地喂进粉碎机,这活有点技术性,操作几天也就熟练了,这个岗位噪声和灰尘较大,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主要是夹在树叶里的金属一旦进入粉碎机,有可能蹦出来伤人;三是将绿色成品装入布袋,称好重量,用手工将袋口按统一要求缝上,再将它们堆码在指定的地方,这个岗位粉尘量很大,即使戴上口罩,一个班下来,鼻孔里掏出的也全是绿的。虽说哪个岗位都不轻松,但我的心境却比上学时舒坦得多:我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生存,再不用担心别人讽刺、侮辱、殴打和无端陷害我了。何况与我一道当班的有母亲的同事,他们也尽可能地照顾我。其他临时工上一个班的报酬是一元,我因体弱,报酬仅八角。所以,我与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当我在夜幕下登上高处,将装满树叶的大麻袋往下掀时,我就像跟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一样,感到很有趣,而全然不感到困乏;当我在粉碎机旁喂树叶时,我把机器想象成我家养的那头猪,一边喂,一边念念有词:“吃下去,看你嘴有多刁”,“再不快点儿吃,看我怎么揍你!”干了一阵,我还会了一些技术,如粉碎机的金属筛子破了或者钢片磨平了,我自己就能换上新的,很快恢复生产,不用再去叫人来修理。大约是良好的心境掩饰了我的劳累,那两个月的通宵童工生活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痛苦记忆。只记得我在拖大麻袋时非常吃力,而别人是背着走的,我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什么叫力不从心。我还记得有一天凌晨三点多,一位阿姨见我连续在粉碎机旁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就主动来替换,叫我出去透一下新鲜空气。我走出车间,感到外面的空气确实很清新。我爬到麻袋堆上,双手兜住自己的后脑躺下,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当听到有人叫我时,我发现天已大亮。母亲很快知道了此事,非常感谢这位同事对我的照顾。我与母亲一样,得到别人一点好处就终生难忘。

  

    这个暑假里我唯一挥之不去的烦恼还是升学问题。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一向不愿开口求人的父亲只好为我的升学问题而奔走,甚至硬着头皮去找造反派张广和。张提出,我升学的先决条件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承认破坏了校舍。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不管家长怎么哄我还是打我,我都拒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当我透过车间的窗户,看见本街与我同龄的孩子全都上学时,我的内心是何等酸楚、何等委屈啊!经过开始几天的煎熬以后,我向父母许了一个愿:我将自学高中的所有课程。母亲说那是孩子话,因为那样拿不到毕业证。父亲继续为我的升学而奔走,他甚至把公社书记、副书记请到家里来吃饭,这在我们家族历史上恐怕都是罕见的事。父亲的文才和书法在本地当属首屈一指,因此,公社冬季搞水利工程时,就把他抽到工程指挥部政工组搞宣传。由于这层工作关系,他与喜爱书法的副书记渐渐有了交往。于是,父亲把我升学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位副书记身上。父亲说:“我是个教书的,自己的孩子却没学上,就像卖香烟的没烟抽一样啊。”果然,副书记对我的处境很同情,愿意出面协调此事。为稳妥起见,父亲接受了副书记的建议,这才有了请书记吃饭的事。书记是个黑脸汉子,他女儿的肤色与他很像,所以在女同学中显得不出众。书记在四合公社已执政五六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在饭桌上自然是书记说话多,自然说到书法,因为书记本人也喜欢书法。当时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写一手好字,大约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影响。直到将近30年后,我回老家时,发现"四合中学"校名竟是这位书记题写的。只是他修炼了几十年,可怜那毛笔字也不见长进。父亲曾为江苏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雨花>>题写过刊名,地方官怎么就看不上他的字呢?为了招待好书记及陪同人员,我充当了伙计,上下跑得不停。话题终于转到我身上来了,书记说“现在的孩子读一阵书,劳动锻炼一段,再读书,再锻炼,有利于他健康成长。”当父亲表示无法再让我上学时,书记说:“老屠啊,你这想法可不好,这么小的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我就把大姑娘送到城里上高中了,毕业后,我要把她放到生产队好好锻炼两年,然后再送她去上大学。”我从饭桌上的气氛看到,这个书记仿佛是个仅此于毛泽东的人物,有人似乎已把他当成了毛泽东本人加以崇拜。书记和陪同人员散去以后,副书记留下对父亲说,这样他去学校就好讲话了,他讲的就不仅是个人意见,而是党委的意见。因为那时实行的是“党委一元化领导”,学校自然必须无条件执行。

  1974年9月下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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