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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政治与政治家的视界

更新时间:2013-10-09 22:51:27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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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事物中,最复杂深奥、最能够体现人类智慧的是国家政治。正因为其复杂深奥,所以国家政治层面的任何事情,往往都是在超越一般民众视野的疆域中发生的。这里所谓的疆域,既包括深度,也包括广度。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国家政治是远在民众智慧水平之上运作的国家事务,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政治和政治家的视界都必须与一般民众的认识水平拉开距离,高居于普遍的社会见解之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权威才可以建立起来,国家效率——政治效率、经济效率和文化效率——才可以产生和发挥出来。

  

   古人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是说国君必须亲自下厨为民众烹饪小鱼小虾,然后站在厨房门口招呼老百姓说:“你们都来尝尝吧,看可口还是不可口?不可口的话,我再回锅给你们弄一弄。”它说的同样是智慧,一种必须远高于民众认识水平的国家智慧——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饪小虾一样举重若轻,而绝不是让政治家去为民众当伙夫或者催本儿。

  

   推而论之,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不会整天婆婆妈妈地把“为人民服务”、“公仆”、“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之类甜得发腻的话挂在嘴边的,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索,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筹划和运作。朱元璋有言:“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引文自《明太祖宝训》)这里所说的“思天下之事”、“精思而后行”,我理解就是作为政治家必须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殚精竭虑地琢磨怎样把国家事务办得更有效率,更符合客观规律,更适应社会政治情形。你看,即使封建时代的皇帝老儿也还知道“站得高,看得远”,今天的政治家是不是应当有更高远的视界、更宽广的胸怀、更深邃的智慧呢?!

  

   2

  

   智慧不是道德,虽然政治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道德也可以形成交叉关系,但它们无法完全相互替代。在人际关系中经常被人引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诫、中学生主题班会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朋友间“洗洗澡”的善意呵护,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很好,但是把它们直接用在国家治理层面,到底好还是不好,好到什么程度,我持怀疑态度。原因是:它没有超越道德要求的层面,甚至没有超越一般民众思索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水平,仅只是这些东西不足以构成高层次的国家智慧。

  

   事情还不仅如此。大的复杂的事物,往往有很多彼此不同的因素作用其间,它们相互缠绕,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谓之博弈,政治博弈或者社会博弈。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博弈的过程就是政治运作的过程,不值得大惊小怪。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博弈状态下,国家智慧必须立足于或高于这种政治运作过程,提纲挈领,抓住国家政治(包含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光投向三五十年之后,思维徜徉在五洲四海之间,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势”引导到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上去。如果政治和政治家没有立足于或高于这种政治运作过程的智慧,就不可能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绝对谈不上将“势”引导到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上去。

  

   我一向认为,平庸是一种恶,并且很可能是最大的恶。仅以现实为例:过去的10年,由于政治和政治家平庸,我们眼睁睁地错失了最佳的政治改革良机,我们正在极为沉重地负载着平庸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由于政治和政治家平庸,我们在国际问题上莫名其妙地为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所累,步子越来越颟顸笨拙,道路越走越局促狭窄,几乎永久性地丧失了腾挪转身的空间和纵横捭阖的条件。平庸的政治和政治家的平庸带给民众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损害,简直可以用“无以复加”四个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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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曾经写过一本《谁掌管美国?》的书。我不关心谁掌管美国,这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我对戴伊先生描述的政治现象却非常在意:“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据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都会使人感到权力的存在。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戴伊先生在这段话中没有说那个权力职位是国家的还是村委会的,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国家又包括村委会,他论说的是一种权力现象。蕴涵在这种权力现象深处的政治学机理,应当是贯通的:王家庄村委会主任王二杠极为平庸,智力只相当于六岁孩童,狗日的成天睡大觉,什么事都不干,还喜欢卖嘴,喜欢听人夸奖和赞叹,与一个碌碌无为、夸夸其谈渴望朝野山呼万岁的国君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反之,如果这位可怜的王二杠成天拎一根枣木棍子敲打四邻,让干这干那,与用各种奇想折腾官员百姓、出版各种赞颂他的书籍的国君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说,权力一旦“在”,就会形成物理学意义上的“场”,无论它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会作用于人,都会产生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会分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即使你仅仅是一个小贩。

  

   我就是在这个基点上认为政治和政治家的平庸是一种恶的,尤其是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发展机遇,而政治和政治家却对此视而不见、无所作为、将大好时光一天天耗去的时候。平庸的专制并不比野蛮的专制温柔,那是一种阴冷,一种钝痛。这种痛还不是我们终将付出代价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明明看到政治和政治家平庸正在损害我们的祖国却没有任何办法,连批评几句都做不到,思想的恐惧总是与批评者如影相随,你很难发出声音,你甚至连一条微博都发不出去,作为国家机器的权力暴力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你,他们已经宣布说要对你“亮剑”了。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节点,中国再也耽搁不起了,莫说再来一个10年,即使5年,又将如何?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大智慧的大政治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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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开拓视野,我们重温一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最有魅力的著作《领袖们》中的某些见解。尼克松认为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土面积足够大,二是领袖个人必须具有超常的政治智慧,才可以造就出对世界有影响力、甚至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政治家。他列举了很多例子,他似乎不太在意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之间的区别,他强调的是历史条件和政治家质量。

  

   尼克松特别提到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认为李光耀是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尽管新加坡国土面积太小妨碍了李光耀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但这并不影响李光耀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伟大政治家。尼克松的见解符合我们的观感,原因有二:一、李光耀很有眼光很有魄力地把弹丸之地新加坡融入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极大地提升了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他是一个改变了一个国家政治进程并对世界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二、你读到李光耀任何一本著作,任何一次演说,都会发现这个人的思维无限广阔,他总是能够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审视世界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问题,而这种思维毫无疑问是他审视新加坡历史和现实的精神背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他才做到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事情。

  

   2013年8月6日,已经89岁高龄的李光耀在新加坡总统府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这本400页的英文著作分为11个章节,主要收录了李光耀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有6个章节分别涉及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而这些分析和见解往往都是切中肯綮、鞭辟入里,值得人倾听的。就国土面积来说,新加坡只有626.4平方公里,而这块微不足道的土地上居然有一个领导人在思索全球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这位政治家的分量,尽管尼克松非常遗憾地没有把他归入到一类政治家的行列中去,我们从尼克松对李光耀的尊敬中,也已经足见这个人的质地和分量。

  

   一个不能思索世界的政治家将无法对他的祖国进行思索,也将无法为他的祖国筹划未来。李光耀的例子再次说明,政治家的宽广视界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是多么重要。

  

   5

  

   政治运作过程永远呈现出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态势,这是规律,怨不得,怪不得。如果政治家不拥有更高的智慧,如果“势”不能够被更高的国家智慧所引导,那么,拥有强大动能的政治过程就非常有可能使健康的国家政治发生病变,导致严重的权力恶疮深埋于国家政治的光鲜外表之下,各种病毒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向国家肌体的健康部位侵蚀和蔓延,从而导致大面积的政治虚伪丛生,欺上瞒下成风,政治昏暗,腐败横行,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景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只能收获一种结局了:各路诸侯严重的尾大不掉,国家政治严重的失衡失控,国民政治信仰严重的动摇溃解,国民道德严重的扭曲畸变……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危险的。

  

   那么,政治和政治家的视界源自哪里呢?源自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源自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自由民主潮流,源自人类良知所选择的历史方向,源自每一个个体心灵深处寻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只要正视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摆脱平庸,摆脱局促,摆脱狭窄,摆脱犹豫……你就会成为巨人,因为——你站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高处,你看得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呼唤政治和政治家应当有更宽广的视界,并不是向政治和政治家索要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因为我们和政治、政治家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不希望自己被淹死,我们当然更不希望政治和政治家被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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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借台湾学者龙应台的酒来浇一浇自己的忧愁吧!龙应台在《给我们一个政治家》(2008-3-18)一文中说——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十八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当我们为六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四年或八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四年或八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后,六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7

  

   至于笔者本人,感觉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也就真的不能再说了。毕竟,我们还处在不是什么都能说的年代。

  

   但愿龙应台的愿望能够实现,但愿所有中国人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2013-10-8,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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