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秉德: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更新时间:2013-10-09 20:02:53
作者: 周秉德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上世纪40年代去世,生有一子,已于前几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第一次见面,伯父边端详边寒暄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6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就回来了。他身材匀称挺直,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伯父见到我,亲热地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卫士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发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从小事中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伯父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定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卡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头:“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儿。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见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职业选择,伯父对我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伯父又过来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我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我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一听我“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接着又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我意识到我们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我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党组织。不久,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我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我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我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我没暴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儿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我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科长感慨地说,但我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不论在哪里,我依靠的应是组织,应该相信组织,没必要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我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当时,我发现,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更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我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儿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831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