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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荣 马利峰:大规模侵权民事救济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3-10-06 20:37:02
作者: 罗思荣   马利峰  

  
内容提要: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因高度工业化所引发的各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危害与考验,近年来连续发生在各国的一些大规模侵权事件也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2008年我国“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等。完善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民事救济制度是我国侵权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大规模侵权,受害人,民事救济

   一、中外典型大规模侵权事件回顾

   (一)中国—“三鹿奶粉事件”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是发生在我国的典型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加速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经相关部门调查,证实河北省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污染。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11月,因食用三鹿奶粉导致结石的患儿达到30多万。2009年11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终结已经没有任何破产财产可以支配的三鹿集团破产程序。裁定显示,三鹿集团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也意味着,全国30万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集团获得任何赔偿。

   (二)美国—“DES案件”

   美国“DES案件”是目前世界上所出现的最大的大规模药品事故。在1941年至1971年期间,美国约有200-300家不同规模的乙烯雌酚(DES)生产企业。在当时,如果孕妇可能有流产或者早产的情况时,医生都会建议孕妇使用DES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在经历了12至20年的潜伏期之后,研究发现,在怀孕过程中使用EDS的妇女所生育的女性后代可能患上严重的生殖系统疾病。其间有200家美国企业生产并销售该药物,所以导致案件发生后即使通过医院的处方也无法查明到底原告母亲是服用了哪一家制药企业的“DES”药品。

   (三)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里氏9.0级地震,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自动暂停运作。日本首相营直人宣布核紧急情况,指示居住在核电站周边半径3公里区域内的居民疏散。3月13日,福岛政府新确认有19人遭到核辐射。因此,因本次核电站泄漏导致辐射的受害人上升至22人。也有媒体认为,实际受到核辐射的受害人远远不止22人,可能有190人遭受类似核辐射。随后,日本政府把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的人员疏散范围由原来的10公里上调至20公里。福岛政府同时在13日还宣布,决定对全县12万避难者进行全体核辐射状况检查。

   (四)德国—“康特甘事件”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镇静药康特甘能缓解早孕反应,因此,在妊娠期获得医院的普遍使用。事实上,康特甘具有严重的副作用,会导致新生儿残疾。1961年,康特甘的副作用被一位儿科医生发现,而且获得了医学界的证实。据估计,德国当年由于康特甘致残的人在5000到10000之间,康特甘事件也因此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医药丑闻。1968年,德国亚深市检察院以故意伤人、过失伤人罪及过失杀人罪对康特甘致残案提起公诉。

  
二、我国现有民事救济制度的缺陷

   (一)《侵权责任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大规模侵权的性质

   目前,民法学界对大规模侵权的性质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朱岩教授认为可以将大规模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类型加以规定。他认为,将大规模侵权纳入特殊侵权行为可使得特殊侵权类型立体化。但是,张红副教授却认为按照大陆法系法典的“总一分”的结构来看,很难将大规模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来对待{1}。

   大规模侵权确实不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单独规定的一类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它实际上是一种在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各种侵权责任类型中都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中,有发生大规模侵权的可能性;即使是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中,也有可能发生大规模侵权。因此,大规模侵权不能在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的区分中明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惩罚性赔偿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世界各国的早期法律中,基本都有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在侵权责任的基本模式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对应的个体,加害人要亲自负责对损失进行补偿,付出自己的财产来直接补偿受害人所蒙受的经济损失{2}。这种由个人来支付损失赔偿的制度具有威慑性,同时还使得人们对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应具有惩戒作用的期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在我国有重要的经济、政治、道德、法治价值{3}。

   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是立法者仅仅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限定在产品责任领域,而不像美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那样适用广泛。而且,侵权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侵权法也没有对哪种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都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同时,将惩罚性赔偿仅仅规定在产品责任领域,也远远不能起到对恶意侵权行为的制裁和遏制,所以在大规模侵权行为中也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4}。

   (三)《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政府先付制度替代法律救济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政府先付制度。该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近年来,我国也已经在处理各种矿难和公共安全事件中,普遍采用了政府出面参与处理,制定赔偿方案,由政府及相关部门先行支付赔偿金的做法{5}。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区的9名结石婴儿家属,同时将9份起诉三鹿集团的诉状递交至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共计索赔130多万元,但是新华区人民法院明确表示不予立案,也不会向此案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6}。地方政府先行垫付的目的虽然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但如果一味的热衷于采用政府出面解决、政府赔钱的做法,则会限制我国各级法院应对大规模侵权诉讼的能力,对我国侵权法的完善也非常不利。

   (四)《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未能发挥作用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诉讼代表人制度”。汤唯建等学者认为,“诉讼代表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结合我国国情并融合两大法系法律制度的诸多尝试中最难得的成功范例。{7}”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群体性纠纷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拆散受理、不发布公告、拒绝适用加入制”,二十年来,真正适用该制度进行审理的群体诉讼案件屈指可数{8}。

   虽然我国民诉法已经确立了诉讼代表人制度,但由于其适用范围过窄、诉讼不经济等原因,实际上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长期处于“睡眠”状态。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应对单个金额较大、人数较少且居住相对集中的诉讼时,还能发挥一定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省、跨国的“小额多数”大规模侵权纠纷的不断涌现,越来越曝露出其先天不足。不但未能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连受害人的个人利益也未能保护,客观上还纵容了加害人的违法行为{9}。所以,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制度缺陷给各级法院处理大规模侵权纠纷带来了困难。

  
三、大规模侵权民事救济的国外法考察

   (一)英国—代表人诉讼和集团诉讼

   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便是该国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最佳模式。《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9.6条规定:如一个以上的人在诉讼中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则可由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之代表提起诉讼;或者法院可责令,该诉讼由诉讼代表人继续进行{10}。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9.10条对集团诉讼进行了界定。集团诉讼命令(A Group Litiation Order),是指根据第19.11条作出的命令,就产生共同或相关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的诉讼,规定案件管理。集团诉讼命令的效力在于,如在涉及一项或多项集团诉讼命令事项的诉讼中,基于集团登记作出判决或命令的,则对判决或命令作出时已进行集团登记的其他所有诉讼当事人而言,判决或命令皆具有拘束力,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以及法院可作出指令,判决或命令对此后进行集团登记的任何诉讼程序之当事人,皆具有拘束力。

   1999年《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所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为英国在处理大规模侵事件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在交通事故引起的大规模侵权中,法院做出集团诉讼命令的裁定后,该裁定对其他相同诉讼请求的受害人而言就具有拘束力。

   (二)美国—“9·11基金”

   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国会就通过了《空中运输安全及系统稳定法》。该法案由布什总统于2001年9月23日签署生效。法案的重要之处在于为受害者设立了赔偿基金—“9·11基金”。根据最初的设计,基金根据四档收入水平来决定赔偿额度:(1)收入水平在5万美元以下的,赔偿额在25万美元至270万美元之间;(2)收入水平在5万至10万美元的,赔偿额在25万美元至410万美元之间;(3)收入水平在10万至20万美元的,赔偿额在25万美元到450万美元之间;(4)收入水平在20万美元以上的,赔偿额在25万美元至600万美元之间{11}。“9·11基金”的设立是非常成功的,截止到2003年12月22日,共有2838份初步申请提交,约占适格申请人的95%,成功实现了它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数以亿计的赔偿金和防止航空公司陷入可能招致破产的诉讼当中的两个设定目标。

   2011年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为期5年的,专门向“9·11”毒空气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扎德罗加法案》(Zadroga Bill)。此项基金旨在帮助那些因在“9·11”恐怖袭击现场参与救援而患病的人员支付医疗费用,其他受影响而患病的人员,例如“归零地”(Ground Zero)附近的居民等也可申请,包括那些曾向上一笔基金申请但被拒绝的人。

   (三)德国—“康特甘基金”

   1970年4月,德国“康特甘”事件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该事件的受害者同意放弃高达10亿马克的赔偿金。肇事的制药公司则承诺拿出1亿马克,建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1971年12月,德国联邦议会也通过相关立法,设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确认该基金会为公法机构,隶属于联邦妇女与青少年部,专门救助可能由于康特甘致残的儿童。除去制药公司1亿马克,联邦政府还拨款1亿马克,注入该基金会。此后,联邦陆续向该基金会注入2.2亿马克。这些钱于1997年使用殆尽。

   由于该制药公司历年的盈利以及公司所有人维尔茨家族巨大的私人财产,受害人代表提议建立新的基金会,解决受害人的救助问题。2005年联邦立法成立“康特甘基金会”。迄今为止,由该基金会所支付的资金完全来自联邦。2008年,该制药公司同意向“康特甘基金会”一次性注入5千万欧元(约合1亿马克)。截至到2008年10月,这两个基金会共筹集到约3.5亿欧元的资金。

   (四)日本—临时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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