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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更新时间:2013-10-03 23:48:37
作者: 陈坚  

    

   内容提要: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关键词: 信用,信用的权利化,人格权法定化,信用权

   在信用征集、评价以及授信活动中,针对如何保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的问题,民法学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研究被征信人对其信用信息的隐私权,达到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目的[1];二是主张赋予被征信人信用权,保护其信用利益[2]。主张将信用权利化的学者们,对信用权的概念、性质、内容等又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就对信用进行着不同方式的调整。在现代信用社会,信用评价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并进而对其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将信用权利化,在人格权法中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信用权,以保护其信用利益。

   一、信用权利化的提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在市场上的媒介作用日益增强。但同时,我国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却令人堪忧,据统计,由于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完善,每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5900多亿元[3]。从2000年起,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上海、北京、深圳、汕头、杭州等地陆续建立起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并相继颁布了征信管理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立法层级比较低,可操作性比较差,尤其缺乏有关被征信者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2009年10月1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征信活动立法的正式启动。该征求意见稿分为九章,涉及信用信息的范围、征信机构的准入、征信业务一般规则、信用评级、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征信监管机关、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是对我国征信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有关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内容过于简单,仅规定了不得收集的信息范围、征信机构的告知义务、信息主体的异议权等,未能明确这些权能的原权基础。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顺利通过,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信用权”并不在其后列举的民事权利的范围内,这是否意味着“信用利益”是一种除绝对权之外的民事权益,该条又能否为“信用利益”的保护提供请求权基础,不无疑问。

   2002年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提交的民法典草案中,第四编人格权法中规定了信用权:“自然人、法人享有信用权。禁止用诋毁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自然人、法人的信用资料,征信机构也应当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自然人、法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征信机构涉及自身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该条明确将信用权作为自然人和法人的一项人格权,规定在人格权法一编中,并且规定了自然人、法人在信用征集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异议权等内容。但是,在此之前并没有将信用权规定在人格权法编中的立法先例,有学者据此认为,信用权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可能不会出[4]。

   笔者认为,信用应否、能否权利化,权利化后的“信用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内容如何,民法应如何对其进行保护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对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利如何构造、制度如何设计的规范层面上,而应深入探求其背后的理论基础。

  
二、信用法律调整的历史沿革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法(尤其是私法)[5]一直对信用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关注。通过考察笔者发现,随着信用涵义的发展演变,不同时期的私法对信用进行着不同方式的调整,考察信用涵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演变,对于正确界定其现代涵义、明确现代私法信用调整的重心具有重大意义。以下笔者截取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性的立法例说明之。

   (一)罗马法上的信用具有间接人格性

   罗马法上的信用与其主体制度密切相关。罗马法上的完全人格,要求同时具备自由的、市民的和家族的身份,任意一种身份的缺失,都可能导致人格减等。在人格减等之外,还可能发生人格减损,主要表现为“名誉减损”。在“名誉减损”中,凡作伪证的,证人事后拒作证明的以及用文字侮辱他人的,要受到“无信用”的制裁,即被宣告“无信用”人,丧失作证人或请他人为自己作证人的资格[6]。当时尚无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区分[7],是否能够信守诺言、恪守信用,是判断主体能否从事特定的以信任为基础的法律活动的关键。例如,作他人的证人或请他人为自己作证人的资格,不能被丧失信用的人(如背信的合伙人)享有[8]。众所周知,罗马法通过人格制度将生物意义上的人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人,进而决定其能否从事特定的法律上的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是罗马法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否具有信用间接地影响人格的完满状态,与自由的、市民的、家族的身份等直接人格因素相比,信用具有间接人格性。

   (二)德国民法典上的信用具有弱法益性

   德国民法典第824条规定:“(1)违背实情,声言或传播适于危害他人的信用或造成他人职业或发展的其他不利益的情况的人,虽不知道不真实性,但应当知道的,也必须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2)通知人不知道通知的不真实性,且通知人或通知的受领人就此通知有正当利益的,通知人不因此而负赔偿义务。”[9]据此,有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在‘侵权行为’规定中,以显著位置规定信用权为独立人格权,因而采用直接保护方式对受害人的信用权损害予以救济”[10]。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事实上,德国民法典除姓名权外,并未规定其他类型的具体人格权,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不肯承认一项‘对自身的权利’,因为否则就会得出存在一项‘自杀权’的结论;第二,债的产生以财产价值受到侵害为前提;第三,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无法予以充分明确的确定。”[11]

   关于第一个原因,德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以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为理论依据,康德认为,没有理性的东西仅具有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叫做物;而“人”是有理性的生灵,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12]。伦理人格主义哲学此种“人”与“外在于人的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决定了以此为依据的德国民法典不可能承认一种“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关于第二个原因,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债的产生以财产价值受到侵害为前提,对人格权的侵害多表现为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此种损害尚缺乏适当的救济手段,因为一方面该损害不易量度,另一方面立法者担心物质性赔偿反而会玷污人格的无价性,因此不愿意承认人格损害的财产补偿。关于第三个原因,“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无法予以充分明确的确定”,这是至今很多学者反对设立人格权所坚持的理由。

   正是基于以上的顾虑,德国民法典并没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将“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等同于“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加以侵权法保护,只是认为“这种权力是一切真正的权利(如所有权和债权)的基础和前提”[13]“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14]并且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对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等法益进行保护已足以保护主体的人格。

   同时,20世纪初德国民法典颁布之际,信用作为市场交易的媒介作用并不十分发达,市场主体的信用交易更多地依靠契约来维系,通过对“契约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和“契约必须遵守”原则的信奉,以及对因违约而受害一方的救济,就能保证非即时交易的顺利开展。信用主要是社会对主体在道德层面信守承诺情况的评价,是主体品格是否良好的表现,对主体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职业和个人发展方面:一般而言,雇主更愿意雇佣信用状况良好的雇员,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市场主体在非即时交易中越来越关注对方在以往交易中的信用状况,并据此决定是否与之交易。非即时交易中的信用不仅依靠交易过程中签订的契约来保证,还可以通过交易之前考察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来实现。但总体而言,此时有关主体的信用评价还主要是由社会一般主体做出的,具有非正式性、非标准型和非权威性的特点,信用评价只是作为选择交易对方的一个参考,尚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当时的立法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信用在经济交往中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

   总之,德国民法典通过禁止危害他人信用的方式对信用进行保护,但并未将其上升到民法保护的权利或者利益的高度,甚至也未将其等同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法益,而只是针对危害他人信用的行为给予受害人以民法救济。可以认为,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决定“人之为人”的底线法益相比,信用仅具有较弱的法益性。

   (三)台湾地区民法上的信用具有人格权属性

   作为主要继受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债编修正前,并没有关于信用权的明文规定,对主体信用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名誉权的保护进行的。“为强化对信用权的保护,债编修正第195条第1项特增列信用,明定为人格权的一种,使被害人就非财产上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5]也就是说,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5条第1项将信用上升到同身体、健康、名誉、自由等同样的人格权客体的高度,对信用的侵害即使仅产生非财产上损害,同样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这一方面是因为信用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日益重要,侵害他人信用会给他人造成各种财产或非财产上损害;另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地区传统的通过名誉权来保护信用的做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侵害信用“不及于人格上评价的贬损时,难谓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16],如此将不利于对信用进行保护。

   台湾地区民法理论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如梅仲协先生认为:“凡保证吾人能力所及,对于第三人得以享受之权利,无论为精神的、道德的、或经济的关系,其与吾人生存上不可分离者,均属之。例如生命、健康、贞操、秘密、姓名及信用等。”[17]可见,台湾地区民法将信用作为对民事主体(自然人或法人)经济上的一种评价,赋予其人格权的属性,并通过侵权法加以保护;侵害他人信用造成财产或非财产上损害的,应承担相应地赔偿责任;就非财产损害而言,有无精神上的痛苦,是得否请求慰抚金的依据,“公司的信用权遭受侵害,既无精神上痛苦可言,亦无请求慰抚金的余地。” [1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信用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但通过侵权法确认信用权的方式却很值得探讨。这是因为,与传统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实体性人格法益不同,信用、隐私等新型人格法益具有精神性、无形性,且与其他的法定权利存在权利冲突,如知情权、新闻自由权等,这就决定了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必须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也即必须明确信用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权能、行使界限、损害赔偿责任及免责事由等,否则非但不能给权利人正确行使权利提供规范指导,反而可能造成权利的滥用,侵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侵权法显然无法完成确认权利内容和行使界限的任务,这也是笔者主张在人格权法中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人格权的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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