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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更新时间:2013-09-29 18:29:23
作者: 霞飞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 “靠边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还没有被解除,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通知他参加,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中联部的部长一职被刘宁一代理后,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果然,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王稼祥准备了三处房子,供他挑选。汪东兴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起先,他们集中揪斗的是中联部副部长许立。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人王力(他有中联部副部长的职务--笔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报后,发现大多数是给许立贴的,没有给王稼祥贴的,于是,他和王力临时决定召开部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康生一开始就批评中联部,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不对头,“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联部的大字报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于1962年初曾建议应改变外援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后被批为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编者注)?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过去他领导下的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动下,一时间,在中联部机关,给王稼祥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会议厅里,楼道里,都贴满了。造反派们没有忘记住在北海后门的王稼祥,他们闯进王稼祥的家,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名曰让他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都对他进行围攻,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给王稼祥挂上黑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折磨。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笔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写道:我本来应该主动到中联部去看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我身体不好,最近总是发高烧,心跳每分钟100次以上,所以,我请求迟一些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汪东兴接到王稼祥的信后,了解了王稼祥的处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东兴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汪东兴还把王稼祥受到冲击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有伍修权参加。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把伍修权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会后,伍修权马上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提到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伍修权针对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说:不能搞过火斗争,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他还针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干过几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中联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权的讲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非常恼怒,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联部的造反派们立即开始斗争伍修权。在中联部,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伍修权也成了斗争对象,再也不好说话了。

  
◇ 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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