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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更新时间:2013-09-29 18:29:23
作者: 霞飞  
与彭真、杨尚昆的正当工作联系。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又是喊口号,又是动手压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造反派还让他交出上星期让他写的交代材料,王稼祥说,已经送到汪东兴处去了,造反派们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们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开保险柜取底稿,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把王稼祥保险柜里的许多重要材料一并拿走。临走时,他们还勒令王稼祥继续写交代材料,过几天要到中联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们频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极度紧张,精神紊乱。造反派刚刚离开,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不料,当夜,王稼祥脸色苍白,朱仲丽忙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抢救。周恩来派中办的杨德中来看望他,指示医生全力抢救。经医生全力抢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过来。他在医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

   ◇ 让他心碎的后代问题

   王稼祥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泾县老家,原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计划统计系担任资料员。他工作认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三红”的造反派认定他是“牛鬼蛇神”,铺天盖地地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罪行”,还在全系开批判大会,给他挂上了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他当场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公安部门认定为自杀。得知自己儿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稼祥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养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里“停课闹革命”,他们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每天出去到社会上参加揪斗“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对王稼祥和朱仲丽不理不睬,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 被迫检讨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了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变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X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原子弹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

   ◇ “解放”变“下放”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王稼祥的好话,加上王稼祥也写了“检讨”,于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时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宣布说: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接着,他又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信阳,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

   王稼祥住在这里,还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读书,就出门散步。这里由信阳军分区管,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边还派了一个姓马的管理员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动,都要由马管理员同意。而马管理员对王稼祥的行动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不能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随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阳接触到的不多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对王稼祥更关心一些。

   一个是炊事员史遂良。他对王稼祥照顾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饭时,就把饭煮得不硬不烂,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与史师傅相处得非常好。

   另一个人是女医生王斌。按规定,王医生每个星期要来给王稼祥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身体,王医生都非常认真,对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当她在外边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马管理员,悄悄地告诉王稼祥。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斌听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诉王稼祥说:毛主席已经识破了那几个人的野心。四届人大要开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召开,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王斌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她很着急。这时,朱仲丽建议她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王斌接受了这一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信阳军分区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够同意将病人送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信阳军分区见到这份报告,没有怠慢,很快就给中央发去了电报。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信阳军分区派人护送王稼祥到北京医院治疗。王稼祥于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 毛泽东说了公道话

   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看望朱老总。朱德见到王稼祥后,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总实际上是婉转地向王稼祥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数,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信写好后,王稼祥通过王震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向周恩来等人讲了一大段对王稼祥高度评价的话,他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话。这对于王稼祥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做完后,中央又安排他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 在忧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后,“四人帮”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22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风”。虽然指的是刘少奇,但牵涉到王稼祥。王稼祥还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帮”到处伸手,到处“点火”,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老同志。对此,王稼祥十分忧虑。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对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

   王稼祥逝世后,中共中央于1月3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送了花圈。

   王稼祥没有看到“四人帮”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抗争。

   来源: 《党史纵览》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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