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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

——序《破碎的民主》中文本

更新时间:2005-05-16 21:14:42
作者: 黄万盛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为者,如今这个分工彻底主宰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为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象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沙特、布龙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波笛尔、德勒兹、德理达、阿兰·图汉,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的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决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同时也成为行为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波笛尔,图汉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决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决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学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卡蓝默的禅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次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然是“破碎”了,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我不想一一叙述卡蓝默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看法。我想,提供一些与阅读这本著作有关的学术背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也集中在民主和全球化相关的领域中。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地以后,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邱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肯定是现代社会关于民主被引述的最多的“至理名言”,但是邱吉尔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误读,既然找不到更好的,那它就是最好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拜膜的神柢,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变化,随着民主社会内部困境的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负面教训的累积,尤其是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尽暴其短不敷应用,反思和批评民主的群体开始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思考的行列,已然成就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学术景观。

  

  当代社会对民主的反思可以根据批评的观点和范围的不同划出两个重点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从现代民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批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弊端,这些反思还是把民主当作民族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由于“冷战”的突然终结,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意外地蓬勃起来,但是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原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民主的霸权”,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张、更加灾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主反思的理论空间。综合这两个阶段,举凡民主所及的一切方面无不经受批评的考验。无论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民主被当作“工具理性”;民主作为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或是民主体现的“程序的正义”;民主是社会历史的真理,还是民主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磐再生,或者灰飞烟灭。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得到真正的改变,前些天参加与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的谈话,他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三十比一,而今天,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一千比一。让我们想一想吧,造成这个巨大的落差仅仅只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而在这五十年中,美国的政客每天都在鼓吹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美国的主流媒体天天都在高唱民主的颂歌。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正视这些问题,而是民主制度内在地缺少公平的机制,甚至,它在本质上就与公平的原则不能充分兼容。进一步看,甚至在民主国家内部,公平的问题都如此严重,那么在国际舞台上,那些民主的巨富国家与弱势贫困的小国又如何可能建立公平的原则呢?

  

  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有魅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宣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个人作为“法人”构成选举的投票基础,因此选举的结果最能体现民意,最能保护选民的利益。听起来的确相当美妙,但是,民主长期实践的结果真是如此吗?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就曾强烈反对民主选举制度。他得了诺贝尔奖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奥地利老家,他发现到处矗立着竞选的标语口号,很不以为然,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搞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真相信老百姓可以选出合理有效的好政府?挑几十个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把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有学者曾经指出海耶克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恰当的评价。可是,海耶克对专制政体的危害和灾难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呢?在我看来,海耶克最为怀疑的就是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在西方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大选年,老百姓就会饱受媒体的轰炸,政客们不惜重金滥用媒体蛊惑选民,看起来,选民是上帝,实际上,选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们的自我意向迷失在媒体的鼓躁中,而政客们在选举时为拉拢选票空口许愿满嘴桃花,他们的承诺,在选举之后,绝大多数都是被扔在一边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近年来,愿意投票的选民数每况愈下,是选民对选举丧失信心的体现。卡蓝默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决定中东的战争的事实与民主的理想相去万里;可以引导我们未来走向的抉择,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脱离了公共讨论;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早已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政治职责候选人通过电视的表演,结果是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在大众面前丧失殆尽。在讨论“治理”的部分,他对选举制度的弊端也有深入的分析。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大众,难道政党对峙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是社会利益的真实的写照?民主的政党政治不过是虚拟了社会分歧,把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前不久的法国大选,最后落到了涉嫌金融丑闻的席哈克和极端种族主义者乐邦的对决,这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不是大众所需,可是却只能两择其一,于是,人们喊出了悲情伤感的保卫法兰西的口号:宁要骗子,不要疯子!难道一个国家管理的最高职责就只能在低于基本道德水准的情况下产生?难道理想的民主对这种就算是“意外”的劣质选举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契约关系,个人有权选择和参与政府权力。这套结构的观念源泉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理想,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追求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奠定在个人权力这个唯一的基础上,终于蔚成今天民主社会的大观。可是,以民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宣称其为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民主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它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整个社会,保证了政治原则与社会生活准则的一致性,因此,这是一个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人权利为最大合法性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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