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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

更新时间:2013-09-24 09:37:24
作者: 钟晓华  

  

  20世纪,转型期的城市研究也不乏空间视角,但多集中于规划学、建筑学及地理学领域,空间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景观等概念。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特别是其作为战略竞争资源的作用日益显现,空间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发生场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变迁过程中社会分层、权力冲突、利益争夺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种场所,更是“城市中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①的载体。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因此研究城市空间重构是理解城市转型的路径之一。从社会空间视角阐释处于社会变迁过程的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经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社会空间”理论为研究、理解和反思城市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也为“社会空间”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场”或“诊断所”。

  

  一、社会空间视角下西方转型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③。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④。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60、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⑤后现代地理学家索贾(Edward Soja)继而将社会空间的意涵进一步深化,提出“空间性”(spatiality)概念,使之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并置的社会分析维度。⑥继一系列空间的价值维度和理论范式维度方面的学术努力之后,马克·戈特迪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⑦。他从以上理论中汲取精华,又避免了传统空间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两者的简化论特征,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因素以一种整合的观点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空间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虚空概念,也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如历史性一般具有批判的、唯物主义特性的分析维度,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反作用于社会过程的积极因素。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补充,在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转型社会的研究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视角。

  随着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转型的深入,城市空间重构成了社会变迁中最为显著和重要的变化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实践场所,被视为现代化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也是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的表达场所。从社会空间视角理解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重构、公共权力转型及城市文化再造等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⑧下文从资本、权力、文化等方面归纳了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的几个城市研究经典议题。

  1.城市增长中的“空间修复”与“空间分工”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延续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⑨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资本累积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面对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城市建设等空间生产项目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以某种物理形式固定在国土之中,资本累积的时间障碍故而转化为空间障碍。哈维提出“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空间逻辑,即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创造适合自己的地理场所,用空间的使用价值加快资本累积,如资本投资建设出适合于原材料和商品运输的城市或区域交通网络。⑩

  除了资本循环,社会空间视角也被用于产业变迁的研究中,多琳·马西就对“劳动的空间分工”做了解释:工人利用空间聚集而形成团结的力量;资本利用空间流动性避开这种团结,作为削弱工人的抵制的策略。(11)这个问题将城市空间从资本再生产的工具深化为社会关系变化的投射。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也成了随着“结构化理论”回归的问题,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重组、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以及国家对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的提高,这些变化使得城市空间结构逐渐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2)

  2.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空间“集体消费”与新自由主义

  空间重构不仅体现了资本再生产的逻辑,也与权力结构有着本质性关联。随着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日益突出,空间重构成了多元利益争夺及协商的结果,城市政府在空间建构中的角色定位与干预行为便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如卡斯特尔(M. Castells)把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后者所指代的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交通、医疗、住房、休闲设施等)成了他最主要的关注领域。(13)空间作为集体消费品成为基本经济过程的产物,由于其投资耗资大回报慢,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投入,因此城市政府开始发挥干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直接投资等方式携手资本进行此类城市空间的生产。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的深入,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便与权力问题发生了勾连。同时,那些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规划政策等于预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问题。

  另一个关于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发展的议题是空间的“新自由主义化”(14),在信仰市场、增长至上、鼓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城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和效应被诱惑到商业主义的风尚潮流之中,最终城市空间的重构结果加速了资本、就业和公共投资的流动性,并固化了落后的福利改革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化。

  3.全球城市的“流动空间”与“空间异化”

  除了对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关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把“全球化空间”、“世界城市”等概念推至前沿。全球化使时空不断被压缩,卡斯特尔将全球化中的城市社会形态解读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即“流动空间”,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等,这也是时空辩证的最好例证;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的空间是支撑这种流动的,因此是“流动的空间”(15)。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实质性地方,成为流动空间的节点和中枢。概括来说,卡斯特尔所理解的全球化空间是以电子网络为基本形象、没有固定的形状或边界、自然流动着的空间。

  虽然流动空间、虚拟空间等成为信息时代新的空间逻辑,但更多的学者则聚焦于全球城市的空间异化现象,即空间极化,富人堡垒型社区、绅士化社区、排外聚居区、城市群、边缘城市、族裔聚居区及贫民窟都是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现。(16)没有各类空间设施的地理存在,就不会有今日信息传播的“扁平化”;而经济社会活动的跨边界运作与全球化,则恰恰凸显出特定功能(如命令、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集聚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全球化促使新的“权力的空间几何学”(17)出现,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不是更平等,而恰恰是更为不平等了。

  4.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秩序

  无论是全球化的城市空间的外向扩张,还是中心城区发生的绅士化过程,城市空间重构都是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过程,是具体行动者能动性的产物,同时又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18)与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不同,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更强调普通人以空间为指向的策略行为。继承了现象学传统的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解释了基于强者与弱者权力关系的城市街头行动者空间实践,提出了策略和战术这一对概念工具,分别代表权力关系中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虽然强者用策略体现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规范空间,但是作为弱者的普通人可以用游逐不定的移动等战术即兴发挥和创造,对抗以强权为后盾的空间支配。(19)

  与日常空间实践相呼应的,是对不同场域位置的行动者基于空间生产所产生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两部著作中,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外围边缘地区置换。(20)他的追随者哈维也随之提出了城市的权利及公平正义问题,“一方面,商业主义不断俘获内城空间,把它变成一个炫耀性消费的空间,称颂商品而非市民价值。它成为一个奇观地点,人在其中不再是占用空间的积极参与者,而是被化约为一个被动的观赏者。另一方面,以推进平等参与和正义秩序为目标而建构的社会空间,来取代阶层与纯粹金钱权力之地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21)

  

  二、社会空间视角的中国化反思

  

  中国城市转型交织了若干个重要社会过程,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封闭到开放融合的过程。多重社会变迁过程并行,使中国城市正在“由过去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2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如以征地规模浩大的“开发区”、“大学城”、“卫星城”为代表的新城建设运动,以“以地养城,以路带房,以房补路,综合开发”为宗旨的大拆大建和房地产开发,以“城市美化”为目标的大规模造绿运动,以及以保护性开发旧街区和保护性再利用旧建筑为方式的旧城更新等。社会空间视角源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批判性反思,是否可以被用于解释以上中国城市转型及空间重构的经验,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1.体制转型与城市空间重构

  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变,不仅适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也能充分证明为何改革开放30年来,空间的重构成为中国城市显著的、剧烈的变迁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不是资本积累的实体,而是国有企业的集群,土地的无偿划拨使得城市空间只有使用价值,城市空间的改造并不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生产;从生产导向的城市计划经济向服务消费导向全球市场经济转变的生产方式,需要生产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空间,故此产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都发生了空间位置与形态上的巨大变化。城市空间的变迁背后不仅是资本累积的逻辑,也体现了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的逻辑。魏立华等将中国城市空间演进的主要内部机制归纳为中国改革中特有的政治经济转变,权力离心化、市场运行机制的引入以及与全球化经济的整合。(23)

  关于具体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机制的讨论,多集中于城市政府角色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批租制度改革以后,城市空间被纳入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中,城市政府作为国有土地的代管人掌握着土地管制权,土地成为城市政府主持城市开发、参与区域竞争以及官员获得晋升的最大资本,如此背景下的城市大开发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不同于西方地方政府积极地利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公共管理部门,实施更加外向的、培育和鼓励地方经济增长的行动和政策,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中。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策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中国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对行政、公共资源等的垄断权力,如企业一样追逐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政绩”激烈竞争,中国式的企业化趋势是政府指向“越位”——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和基于土地的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因此建立城市行政体系,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与城市增长力量双向“寻租”现象。(24)面对“与民争利”所造成的社会公平质疑,地方政府将政策技巧和价值资源作为应对质疑的手段的过程,以扩大其主张的城市开发模式的合理性。(25)

  2.经济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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