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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

更新时间:2013-09-24 09:37:24
作者: 钟晓华  

  无论是内部经济转型还是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资本逻辑在中国式空间生产中都大行其道。从中国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及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性和利益冲突特征。(26)城市空间生产已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世界的根本生产方式之一。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空间生产由于关联度高、带动力强,成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产业之一,与空间生产相关的物流业、汽车制造、住房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助推力。用资本逻辑便不难理解中国城市无序扩张及重复建设的问题,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向对城市空间的投资。与其他商品一样,这样的资本循环引发了空间的“同质化”,但由于空间不同于其他商品,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因此所谓新空间的生产不过是对旧空间的重复破坏以获取空间的交换价值,从而导致了空间的“不稳定性”。

  从全球化、国际资本转移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空间问题,流动空间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大量新类型的空间正在出现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超大型城市和大都市连绵区、外城(outer-cities)和后郊区化(post-suburbia)、再中心化(recentralization)和绅士化(gentrification)等。但是,不同于西方后福特主义的城市转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的力量在中国只有透过地方结构才能发生效应(27),城市开发只有通过鼓励外商投资、土地租赁、产业调整和经济部门重组等一系列政府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张庭伟在分析上海的全球城市战略与空间重组的关系时讲道:建设全球城市必须产业重组;产业重组必须在城市不同区位重新分配功能;功能重组必须要空间重组,如退后进三,将制造业从中心区迁走,将高端服务业引入中心区,并改变中心区的人口构成和住房等级等。这一观点也被用到了对具体旧城更新案例的分析中,任雪飞(28)、何深静(29)将上海新天地项目的开发看做是全球化城市开发战略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之下政府主导的绅士化过程,以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方式实现。

  3.社会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重构

  在社会空间视角中,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突出。一方面,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一系列新空间的产生,并由空间分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空间商品化(房地产开发)及全球化空间分工等新社会空间又重塑着普通人的主观经验、价值偏好与日常生活世界。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社会学者对因空间重构而产生的新社会群体,诸如动拆迁户、城市移民、失地农民等群体的关注尤显人文关怀。(30)30年来的城市开发几乎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建构城市空间主导权的争夺中,政府与市场主导的匀质、抽象的空间生产将原先多元、差异的日常生活世界推至边缘,城市空间的商业价值(占有)和市民价值(使用)孰轻孰重的问题浮出水面,裹挟而入的西方新城市社会学理论成了学者们质疑空间公正问题的思想武器。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就“弱者”空间实践策略的中国化应用进行探索。虽然中国的社会组织发育并不成熟,但社会力量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空间重构的后果,而是“策略性”地应对并获取自身利益,并在此过程中重构了“国家—社会”关系。童强将之称为边缘空间或缝隙空间的出现,快速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空间重构致使大批城市新移民和市民化的农民的出现,与前者的空间生产相对的是这些人基于对制度和情境的反应而创造的各种生存的缝隙空间,如城中村、居改非、街头摊贩等。(31)潘泽泉研究了广东的农民工寄寓空间(如“城中村”、城市边缘区等),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实践,探讨其利用自身种种社会文化资本来创造生存融入方式或多样生活经验的策略及行为。(32)此外,陈映芳以制度变迁为语境,解释作为社会一方的行动者(市民/农民)如何通过对制度的利用挖掘支持其保卫家园的利益诉求的道德资源。(33)这样的经验性研究突破了原先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此类社会群体的研究,不失为一种“社会空间”转向的有力尝试。

  

  三、城市研究中“社会—空间”转向的意义及局限

  

  不同于技术性的空间研究,社会空间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发现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将空间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起来。同时,该理论范式使空间研究超越了空间因素本身和空间生产技术,空间作为积极的、特殊的作用因素参与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社会空间理论至今仍处于未达成共识的开放探索阶段,要将其整合到既有的理论范式中,仍有不少局限性。

  1.强调城市空间的社会性

  虽然在转型期的城市研究中不乏空间视角,但多集中于规划学、建筑学及地理学领域,空间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还处于城市形态研究与实证主义研究为主的阶段。社会空间理论致力于去除自然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下的空间遮蔽及空间误判,以揭示自然、物质空间形态背后的动态政治、社会、文化意涵,从方法论上是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尤其是转型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34),城市空间不仅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等各利益主体互动的场所与容器,也是目前权力利益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城市的发展与危机产生无不与城市空间变化联系在一起,资本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劳动力流动、城市扩张、内城衰落等,城市空间重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方式、权力结构的建构、社会阶级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紧密相关。

  2.“空间性”成为新的城市社会分析维度

  社会空间理论“空间性”概念的提出及其唯物性的论证,不仅将抽象的空间概念运用到对经验事实的发现和解释中,也使物化的空间现象成为理解城市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具体镜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个人家庭生活等无不具有空间性,具体可将城市研究的空间性维度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第一,资本生产与消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得以维持下来的手段,资本主义把空间由自然的消费品变成谋取剩余价值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发展都有相对应的空间表征;第二,“国家—社会”关系:无论是强权政府、城市政体,还是公民社会,其“国家—社会”的关系都会被投射在空间生产与空间形态中,现代国家借助了空间手段支配社会,而社会力量则通过空间资源的争夺来抗争社会不平等,空间重构的过程极富意识形态意涵;第三,符号和意义的系统:空间是一个表达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的载体和承担者,具有分类判别和社会类别化的功能,遮蔽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第四,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即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空间的同时,又被生活、工作空间以各种方式约束和控制,空间是主体获得身份认同及本体性安全的场所。

  3.社会空间理论的局限性

  社会空间理论作为新建构的理论范式,仍处于开放探索阶段,因此该理论应用于城市研究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社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界定之难:虽然社会空间视角将城市空间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处于探索初期的理论建构并未清晰界定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界限。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空间包含有认知空间、场域空间、象征权力等社会性隐喻(35),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空间概念是高于城市空间的方法论概念;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社会空间定义为城市中对应于权力资本支配下的匀质化抽象空间的异质化具体空间(36),社会空间在此意义上又从属于作为阶级斗争、利益争夺场所和容器的城市空间;与此同时,后现代理论流派又将“社会地生产出来的空间”(37)皆称为社会空间,据此而言社会空间又包含城市空间。由于对这组空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界定至今仍无定论,使得社会空间至今无法成为一个比拟阶级、性别、职业等的城市转型研究的解释自变量。

  第二,与既有城市空间研究的融合之难。虽然摒弃空间自然主义的论辩被认为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划时代转向,但是真正将其运用到既有的空间学科及理论中并非易事。地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城市空间研究学科对社会空间已有较成熟的定义,如建成环境、居住空间、社区、邻里等,在此共识下引入新的社会空间概念,容易与既有概念发生混淆,产生歧义;此外,社会空间理论批判性的视角如何与现有的测量、描述及解释物质空间现象的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结合,也是亟待探索的问题。

  第三,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不足。西方城市学者的研究核心是“空间形式”及作为其形成动因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联。但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空间的产权属性、城市政体特征都与中国城市有很大不同,理论移植的情境维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对其的中国化应用进行了一定的验证和修正,使得既有的社会空间理论对中国城市转型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新旧体制交汇、本土化与全球化影响并存的背景下,社会空间视角的中国化如何既能延续西方经典理论并与之对话,又凸显还原中国经验的特殊性,需要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应用。

  社会空间理论的崛起,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性意义及其物质空间组织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空间理论作为一种建构性的视角,只有在批判性地汲取既有空间研究学科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交叉学科意义的社会空间概念,即处理好“空间”与“空间性”的关系,才能避免落入“泛空间化”的简化论,为城市研究注入新的内涵与理论活力。

  

  注释:

  ①张京祥、吴缚龙、马润潮:《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城市规划》2006年第6期。

  ②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③[美]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英]布莱恩·特纳主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④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社会》2006年第2期。

  ⑤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⑥[美]爱德华·索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0~122页。

  ⑦[美]马克·戈特迪纳等:《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⑧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⑨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第一循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新的流通形式或寻求新的投资方式,即资本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投资,从而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创造出一个更为整体的物质环境(此为资本的第二循环)。由于过度积累和资本转化的循环性和暂时性,以及在建成环境(城市环境)中过度投资而引发的新的危机,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城市空间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些矛盾进一步体现为对现存环境的破坏(对现存城市的重新规划和大拆大建),从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新的空间”(参见H. Lefebvre,1991)。

  ⑩[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2)[英]德雷克·格里高利等:《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3)M. Castells, The Question of City: A Marxist Approach, The MIT Press, 1979, pp. 271-272.

  (14)J. Peck and A. Tickell,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Vol. 34, 2002, pp. 3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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