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蔡宝刚:迈向权利反腐:认真对待微博反腐的法理言说

更新时间:2013-09-24 00:26:16
作者: 蔡宝刚  

  另一是涉及官员行为无关公共事务的私人领域,充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并不是无节制放宽甚至无视官员的正当法律权利,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对与公务人员司职无关的名誉、隐私侵权行为,可依《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进行救济。我国法律也应参照各国的做法明确规定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侵权适用的归责原则和具体规则的区别,在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的言论自由方面,也应该区分政治人物和一般公务员的身份界定不同的微博台论自由边界。建议我国尽旱在法律中完善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自媒体言论自由边界,引导微博言论自由的方向,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46]

  

  四、迈向权利反腐及编织权利之笼

  

  马克思指出: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47]阿克顿说: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48]国家权力的力量犹如猛虎,被滥用于谋取私利便会滋生腐败,如何行之有效地制约权力和控制腐败是人类不懈探索的难题。依靠公民参与的微博反腐有效制约权力之虎的实践表明,我国反腐败的观念、模式、制度等需要适时转向以公民参与为主要方式的权利反腐,只有赋予公民充分切实的民主监督权利,才能对公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能够进行有序和有效地制约。权利反腐的本质是社会的民主化及民主的法治化,重要的是公民拥有法律授权的、全面充分的制约公权力的知政权和监督权,民主是腐化的天敌。社会越民主,权与钱的运用就越清正,腐败现象就难以滋生和易于抑止。这是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导致贪污腐败的病根,而民主则是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良药。民主的精义在于广泛分配权力与权利,并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公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49]只有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并进行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种笼子不仅包括权力掌握者作茧自缚的体制内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笼子,更重要的是编织权力监督者通过权利监督权力的体制外制度笼子,两只笼子缺一不可,且把权力之虎关进权利之笼是腐败治理的根本出路和有效基石,舍此笼子而另谋他途便是舍本逐末,反腐败制度必然演生为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和应景之策。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中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尤其是权利反腐这只制度笼子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巫待修补。

  美国反腐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约翰斯顿认为参与和制度是腐败的发生病理和矫治对象,参与指政治经济领域民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民主参与的不足是腐败发生的主要病理,相应的矫治措施是创设公开、竞争、自由和有序参与的比较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其所分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官僚权贵腐败征候群类型中,制度化程度非常薄弱,政治上民主程度不高且缺乏竞争,经济机遇正在过渡期,公民社会很弱或根本就不存在,弱小的公民社会组织很难以独立的身份有效地参与到预防和反对腐败的斗争中来,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中欧等变革中社会里,腐败间题长期以来是由于强国家与弱市民社会的非均衡所造成的[50]因此,对抗公权力的公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增长是阻止腐败现象发生和蔓延的重要源泉,其内聚的崇尚多元自由、公开开放、自治参与、民主法治等特质是反腐败的内在动力,必须充分发挥市民社会沟通市场与政府、表达意见监督政府权力、网络反腐败等功能。为此,腐败治理改革的根本措施是推进和保障深度民主化,这是一件有关正义的大事,不仅要有选举而且要求对人们和集团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的争论,使其有能力为自己的政治辩护,还有一个能够对抗政府权力的强大的公民社会,没有这种社会基础,即使再好的理念也无法生根[51]尽管在深度民主化的社会中仍然还存在腐败,而且在朝向这一目标的改革进程中至少有一段时期可能不得不面临动乱,但最终会产生一种不仅生根于惩处和行政程序而且来源于社会自身活力的能力[52]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几率和降低腐败的破坏力。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市场扩展的折射。这两种进程仅靠自身都无法成功:它们都需要一个扎实的制度基础[53]好的制度不仅不会成为自由的政治与经济参与的绊脚石,相反会有助于这种参与,而软弱的制度不仅放任公民和官员寻求非法利益、逍遥法外,而且当人们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求保护时,这种制度刺激了更多的腐败[54]因此,促进和保障社会参与是我国未来反腐败能否取得明显成效的突破口,必须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55]

  微博反腐是民主化得以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起到了较好的反腐效果,正促使我国反腐败的重点由权力反腐不断迈向权利反腐,起码为这种路向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权利反腐仍需要纳人法治的轨道。一方面要加强微博及其反腐等行为的管理,当前,中国成为世界微博用户和微博网站数量第一大国,也拥有着最大和最复杂的微博传播空间,微博传播的双刃剑效能更为凸显。从全球来看,加强微博治理是各国普遍的趋向[56]微博并不是不受约束的世外桃源,微博让人民出场,却更需植人法治的精神与规范[57]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微博反腐等言论自由的界定和保护,因为在私人领地范围中,私人自治是基本原则,言论自由权利当然保护较弱。而公共领域由于其关涉较多的国家、民族、社会利益,所以应给予公众言论自由以更多的权重。我国法律对私人领域微博言论自由的限制性规定较为全面,而对公共领域而言较为笼统和原则,没有专门立法体现[58]解决这一问题的总体方向和原则诚如托克维尔所说:在浩瀚而又复杂的人类行动准则中,极端自由有时反而能纠正自由的滥用,而极端民主有时能防止民主的危险[59]在具体实施中,我国的法律使命不是限制而是力保微博等媒体更加充分地行使批评监督的权利。微博等领域的有序讨论和共识达成等都需要法律的支持,民主商谈的原则必须通过法律来提供制度化的程序规则和交往预设,商谈原则如果要作为民主原则借助于平等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在立法程序中得到实施,就必须发挥法律媒介的作用[60]离开法律的推进和保障,包括微博反腐这种新型的民主监督渠道和方式,也会流于短效而逐渐式微,法律必须保障话语方式,根据这一话语方式,必须在辩论的前提下制定和使用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法律程序的机制化,这些法律程序保障了交往前提的进一步实现,以进行公平协商和自由讨论[61]同时我们还应正视,微博反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反腐形式的创新,而更应看作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提速,正是微博对许多热点问题的关注、讨论和批评促进了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催生着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生长,微博的力量并不微薄,正是由于微博的存在,为公众参与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提升了民众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热情,才最终推动了中国法治的进步[62]

  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认真对待微薄反腐,政府的责任重大,诚如德沃金在分析认真对待权利时指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准备证明它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它限制公民自由的时候[63]只要言论自由对其他权利的影响是预测性质的和边缘的,就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剥夺它,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为此,不能因为微博反腐不够成熟带来的些许负面影响而因噎废食,相反政府应该借势编织一套迈向权利反腐的将权力之虎关进权利之笼的法律体系,达致从根本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国政府首先必须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保障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法律义务,[64]为迈向权利反腐的正当路径奠定社会和制度基础。为此,一方面须推进和落实我国宪法等赋予公民政治参与反腐败的各项既有法定权利,包括公民的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以及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通信等自由权利,必须使这些纸面上的法定权利转化为行之有效的现实权利。另一方面针对我国权利反腐的体制性不足,需要保障公民参与反腐败的渠道、范围、程序、方式以及明确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法律救济等,急需完善和创制社团法、新闻法、出版法、政务公开法、财产申报法、公民举报法、证人保护法等新型法律,从而能够切实推进和保障公民有序和有效参与腐败治理、制约权力运行的权利,为迈向权利反腐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蔡宝刚,扬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1]杜治洲、张阳阳:《微博反腐:模型、现状与对策》,《理论视野》2012 年第6期 。

  [2]王亦君:《微博反腐的权利边界在哪》,《中国青年报》2012 年12月16日。

  [3]卢金珠:《微博客传播特性及盈利模式分析》,《现代传播 》2010年第4 期 。

  [4]高斌:《当反腐邂逅微博》,《检察日报 》2012年6 月7 日。

  [5]参见黄冲:《不信腐败不除》,《中国青年报 》2009年 10 月27 日。

  [6]参见周凯:《微博反腐已进入剥洋葱式深度挖掘时代》,《中国青年报 》2013年 l 月4 日。

  [7]曾哲:《微博的法律边界》,《法制日报》2012 年3 月 1 日。

  [8]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 期 。

  [9]孔令兵:《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行政与法210 2年第2期 。

  [10]唐亚林:《网络政治空间与公民政治参与, 《文汇报》2009年3月17 日。

  [11]法托克维尔:《碳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董果良译 , 商务印书馆 19 79 年版, 第3犯 页 。

  [12]同上注, 托克维尔书, 36页 。

  [1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童世骏译, 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4 6页 。

  [14]德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 期 。

  [1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第201页。

  [16]同上注, 第15页。

  [17]同上注, 第28 页 。

  [18]同上注 。

  [19]同前注[14],哈贝马斯文

  [20]陈样平:《微博:公共领域崛起的新契机》, 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4页 。

  [21]张跳:《微博与公共领域》,《文艺研究》2012年第12 期 。

  [22]金晓春、金永成:《微博的广播效应探析》,《新闻界2011年第2 期 。

  [23]曹茄:《新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的变化及其实质》,《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 期 。

  [24]同前注[20], 陈样平文, 第47 页。

  [25]周永坤:《网络反腐多炒作, 反腐倡廉靠制度》,《社会科学报》2012年1 月2日。

  [26]汤普森:《大众传播、社会理论 、奋共生活》,卫林等译 ,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第97 页。

  [27]同前注[15],哈贝马斯书, 第112 页 。

  [28]参见李光:《中国政治微博》,《凤凰周刊》2012年第7 期

  [29]参见游海滨:《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信息化时代》, http://lsael。people。eon,e,/GB/42729/11857595。hmt ,2013 年3 月6 日访问 。

  [30]参见刘永涛:《举报找网络不找政府的反讽》,《中国青年报》2009年3 月17 日。

  [31]同前注,金晓春 、金永成文。

  [32]郭道晖:《论作为人权和公民权的表达权》,《河北法学》2009年第 l期。

  [33]涂永珍:《微博反腐:公众的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博弈》,《领导科学》2012年第5 期 。

  [34]1960 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 ,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 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 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逗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 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35]第四权理论源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他认为宪法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7940.html
文章来源:《法学》2013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