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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说一说《红旗》杂志的前世今生(上)

更新时间:2013-09-23 22:13:40
作者: 刘小生  

  

  前几天在积水潭附近的一家小书店淘来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亲历者记忆》(杨天石、朱地主编)。书中的文章都是曾发表在刊物《百年潮》上的。这些文章中,有两篇是关于《红旗》杂志的回忆,分别是牛欣芳的“《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关键时刻”和苏星的“《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我看着这两篇回忆文章都挺面熟,肯定以前在网上见过。以前只是大概地粗读,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次则不然。不但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又从网上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感觉收获很大。《红旗》和《求是》作为杂志地位颇不一般,在历史上也不是扮演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两种杂志的背后,都有不少故事。把他们的前世今生捋过一遍,心中还是有不少感慨。

  

  2008年7月4日,各大媒体上都发布了一则新闻:《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胡锦涛致贺信。这则新闻说:

  

  据新华社电 从《红旗》杂志到《求是》杂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中央机关刊走过了50年的不平凡历程。4日上午,求是杂志社举行纪念创刊5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着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求是》杂志的工作,对《求是》杂志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寄予厚望。求是杂志社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贺信精神,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办好《求是》杂志,让党中央放心,让广大读者满意。

  

  仅从新闻字面上来看,给人的印象是《红旗》和《求是》都(一直)是党中央机关刊,而且《求是》已经创刊50年了。而真实情况则不尽然。这则新闻中的“《求是》暨《红旗》”的表述方式,也相当地不寻常,其中大有文章。

  

  苏星的回忆文章清楚地反映了《求是》和《红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并不依赖苏星的个人回忆才说得清,而是有中央的决议、文件和大事记白纸黑字在那里摆着。但是,如果不是读到苏星的回忆,而是仅仅看到2008年7月4日的新闻,则很难想到其实如此。那则新闻的这种效果,谁能不说是一种精心的有意而为之呢?这本来就是笔杆子的长项。

  

  1987年,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等人,苏星(时任《红旗》副总编辑,主持工作)也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这项决定当然得到了执行。

  

  苏星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有个讲话。

  

  胡启立讲了几点意见:一、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二、目前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主要靠公家订阅、读者范围狭窄的问题;三、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当前的问题是,1988年第l期如何处理?我倾向于不必急急忙忙,要有准备工作。第一期照发照印。看从几月份开始再改革前进。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要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从零开始,会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先提出方案。

  

  胡启立的讲话包含的信息很多。

  

  要撤销红旗杂志社,这已经是个传了很久的事情。苏星当然并不意外。实际上此前的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调整了红旗杂志社的领导班子。同意熊复同志辞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苏星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由我一个人负责了。当时外面正盛传《红旗》杂志社将撤销,我当时想我也不过过渡一下而已。”“我只有一个想法,站好最后一班岗。”杂志社要撤销,当事人心里不好受。所以胡的第一点意见“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是一种常见的客套安慰话。而且,高级领导人的客气话绝不是随便说的,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实质内容:“有些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也不至于到了撤销的地步。

  

  那么红旗的问题是什么呢?胡启立并没在这个场合提及。

  

  但是红旗的问题,红旗人自己心知肚明。

  

  红旗在文革中就是那赫赫有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红旗》杂志的威风在文革达到鼎盛,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大本营。当时的行政体系一片混乱,那么高级的领导说倒就倒,朝不保夕。但是“两报一刊”可是党中央来主办,是直接发自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所以,全社会都会认真拜读,以期从中嗅出什么味道来。一些害人无数、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文章,就是首发于该杂志。这当然是2008年7月4日的大会不会提及的。

  

  但这还不是中央下了决心撤销红旗杂志社的主要原因。毕竟,文革中“两报一刊”半斤八两,都是当时的帽子棍子批发站,坏事做的一样多。“两报”并无撤销之虞。

  

  问题出在真理大讨论。

  

  钱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载于《湘潮》2009年第8期)为《红旗》记下了这一笔:

  

  “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中共中央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从1978年5月到11月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没有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与编辑部负责人抱着“两个凡是”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践标准”一文刚刚发表,《红旗》杂志哲学史学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文章的观点,主张杂志参加这个讨论,但被总编辑否决了。

  

  《红旗》的沉默被革命元老谭震林打破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红旗》杂志奉行“不介入”原则,对谭震林写来的稿件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编辑部只得告知谭震林说,有中央领导告知《红旗》“不介入”,你的文章要据此修改。谭震林不为所动,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话击中了《红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德高望重,稿子又是约他写的;用吧,则违反了“不介入”的方针。《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好把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审阅。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应该介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在谭震林的文稿上画了圈。汪东兴先是批道:“退熊复同志办。”随后又答复请示说:“只好如此。”

  

  其他人的回忆也曾提到:《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指熊复)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4298649.html)

  

  牛欣芳的<《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关键时刻>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相当清晰。《红旗》内部并不乏明白人。

  

  《红旗》的僵化、顽固、不思悔改和看不清大局,,让自己走到了穷途末路。

  

  中央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考虑。这就是胡启立所讲的第三点意见。

  

  老《红旗》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毛泽东对这份刊物的重视。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作出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红旗》的定位是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但是,这个“最高权威”,事实证明,并非体现在学术水平上,而只是体现在它是全国独一份的“党刊”,它由中共中央主办。它的声音直接来自党中央,来自毛主席。《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说白了,谁的靠山也不如它的靠山大。它提出的观点、理论,谁能争的过?又有谁敢于质疑、挑战?那和反党有什么差别?所谓权威,实则威权而已。

  

  《红旗》的学术理论水平到底如何?通过某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略窥一斑: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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