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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我的父亲马洪

更新时间:2013-09-16 19:49:57
作者: 马雅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预备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

  爸爸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上学,但他无师自通,备受乡亲的瞩目。村里的开明绅士牛明轩先生请他誊写县志、宗谱,换作学费,爸爸才得机会进了学堂。刚上到三四年级,校长认为爸爸已有资格毕业,随即聘他为高小教师。乡里视他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进一步把他举荐到同蒲路铁路局工作。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信,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爸爸的注意。然而只有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对爸爸的这段往事有所了解。

  1936年,爸爸去了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三十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所以提起旧事。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壮,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分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病逝。我记得我们家长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军)。

  共和国成立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大概三四岁,已略记二三事。记得大约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同声翻译,是一部苏联作爱国主义宣传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这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1953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应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宣布高岗、饶漱石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一只办公桌,上头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好多小人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五十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后来我再问到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朱镕基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19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头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诸大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起初我没有兴趣,爸爸劝我去开开眼,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真没想到我日后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

  在同一时期,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次得十五元至二十元的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同和居”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当时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同为“秀才”的邓力群,在他那儿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

  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泽东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后来“文革”爆发,学业中断了,依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党内某要人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不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来家里,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设计院。《企业管理》一书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又分别用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大吃一顿,然后一同鼓足劲头,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毛的秘书),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一押十年。

  1971年,我插队时去山西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1976年“文革”结束,77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的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而且再度受重用,但因“高饶事件”仍为党内遗留的唯一悬案,因此爸爸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那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认真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历尽政海劫波,之所以仍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只因未脱学者本色。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又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站得高,看得远,因此具有不同常人的远见卓识。

  80年代初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工作为中心”,爸爸这样的党内学者才有了发挥才智的舞台。他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别人在不同的文章各有论叙,我这里便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说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7年,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上华盛顿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一美国人汽车发生故障,导致数部行车停留,几人下车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说美国别的短处有,可助人为乐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如此。

  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议长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除了谈及其他问题之外,强调了他俩都是几上几下。爸爸对于宦海沉浮毫不在意,真正关注的是国计民生。他从自己的经济研究及政治经验出发,洞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观点。例如84年和88年,经济两度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作为赵紫阳的智囊之一,力主冷却、压缩,84年赵采纳了爸爸的建议,稳定了时局。88年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赵未能采纳爸爸的建议,这对89年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保持与爸爸来往的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却因世事纷扰,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常到那里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谈一谈。”身处一个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大时代,兼具学者与高干双重身份的爸爸,不得不在学术与政治、私交与公谊之间艰难地行进。爸爸,我知道你尽管不说,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爸爸和我儿子隔代纵谈天下事,老少一拍即合。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立冬时节少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2007年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

  

  来源: 《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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