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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燕: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更新时间:2013-09-15 22:22:33
作者: 徐海燕  

  

  内容提要: 为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经营者的违法收益、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收益和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本文主张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所有惩罚性赔偿均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立法态度,大幅提升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设置最低惩罚性倍数与最低赔偿额中择高赔偿的制度,对欺诈的认定不再苛求经营者的主观故意,也不再苛求消费者的缔约行为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惩罚性赔偿,经营者,消费者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加害人向被害人支付的、超过其财产损害范围的一种金钱赔偿。[1]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走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当前,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紧锣密鼓地修改之中。鉴于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何去何从引起了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对如何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巴比伦、以色列、罗马和印度。[2]在古罗马,侵权法的制裁功能不仅在于填补损害,也在于遏制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私人报复和械斗。例如,《十二铜表法》将盗窃、抢夺或伤人等应由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归类为私人间的侵权行为。为制止这类侵权行为,被害人可以请求被盗物品价值的二至四倍作为损害赔偿。罗马法之所以鼓励惩罚性赔偿,主要源于当时警力不足,无法有效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于是,法律遂鼓励受害者提起高额索赔的民事诉讼,以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3]因此,古罗马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对刑事责任制度的有效替代方式,对直接鼓励受害者制裁侵权人、间接增进社会福祉发挥了积极作用。

  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肇端于古罗马等国,但严格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却产生于中世纪英国。1763年Wilks v. Wood一案4被认为是英国最早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案件。1763年,英国与法国为结束战争而签署和约。根据该和约,英国保留对北美的统治权,但放弃对加勒比海岛屿的统治权以及在加拿大东海岸的渔业权。该案的原告维尔克斯(John Wilks)是英国国会中抨击政府态度最强硬的议员。他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中批评英国政府无能,并谴责英王为叛国贼。英王下令以破坏社会治安与诽谤罪,起诉该杂志及该文作者。英国行政机关签署了45份逮捕搜查令,但搜查令中没有明确载明特定罪犯的姓名。原告因此被逮捕并讯问,后来被释放。原告释放后立即对执法人员提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其理由有二:一是法官并未签发逮捕搜查令;二是行政机关的逮捕搜查令并未载明欲逮捕者的姓名。陪审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000英镑作为损害赔偿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法官认为:“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要填补被害人损失,而且要惩罚违法行为,以制止未来的类似情形再次发生。因此,陪审团有权判决比实际损害更高的赔偿金额。”[4]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国得以确立,与普通法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详言之,下述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

  1.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在英国普通法早期,陪审团对于具体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起着关键作用。由于陪审团非常熟悉诉讼案件的相关事实,再加上法官对于损害赔偿数额并无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陪审团有权判决被告人承担超越损害填补数额的赔偿金额。到了18世纪末期,虽然普通法法院对侵权、契约与财产案件确立了损害赔偿标准,但法院仍然不愿干涉陪审团超越损害赔偿金额的判决。[5]这种独特的陪审团制度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无。这也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成熟于英国的原因之一。

  2.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助于弥补精神损害案件中受害人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不足。早期的英国普通法院认为,精神痛苦无法以金钱衡量,因此受害人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恰好可以弥补填补性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有效地对当事人地位不对等案件中的受害人予以赔偿和救济。[6]

  美国法院于1784年在Genay v. Norris一案[7]中最早确认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该案中,原告与被告因醉酒而发生争执,最后双方决定以手枪进行决斗。作为医生的被告在原告所喝的酒中加入某种物质,导致原告剧烈疼痛,并在与被告的决斗中遭受重伤。法院在本案中判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制止他人实施类似行为。

  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均无惩罚性赔偿制度。其损害赔偿制度强调填补性损害赔偿原则。我国台湾地区首先在《消费者保护法》中明文引进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后,惩罚性赔偿原则又在其他一些法律中得到体现。例如,《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9条规定:“贩售健康食品之人未经许可而制造、输入健康食品,违反健康食品之安全卫生管理,及健康食品之标示及广告规定者,买受人如受有损害,得请求出卖人零售价三倍以下或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实际上规定了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应当广泛适用于民事与商事生活领域。

  

  二、惩罚性赔偿的三大功能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有学者归纳为四种:制裁侵害人的惩罚功能(punishment);对违法行为的遏制功能(deterrence);鼓舞私人协助执法(law enforcement)的导向功能;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受害人赔偿功能(compensation)[8]。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七种:惩罚被告;遏制被告再犯类似行为;遏制他人从事相同行为;维护秩序和平;诱导个人起诉违法行为;赔偿原告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填补的损害;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9]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赔偿功能;二是制裁侵害人的惩罚功能;三是遏制侵害行为的教育功能。

  (一)赔偿功能

  赔偿功能主要体现在:惩罚性赔偿金能够补救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或非财产损害(例如名誉或荣誉的丧失和贬损、生活质量和享受的降低、信赖关系的破灭、诚信评价指标的降低),及被害人为诉请赔偿而支出的诉讼或律师费用等。

  首先,惩罚性赔偿可以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提供充分救济。在侵权行为案件中,侵权行为可能导致两种损害结果:一是基本损害或者原始损失。例如,受害人由于身体与健康受到伤害而被迫支出医药费、丧失工资和奖金收人等,就属此类;二是次要损害或者派生损失。例如,原告为应对侵权行为,必须投人相当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启动调解、仲裁或司法救济程序。这种情况不仅导致被害人的金钱损失,而且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状态的高度紧张、不安和疲惫。其中,基本损害的结果很容易计算出来,受害人也比较容易获得赔偿。但次要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作为一种非财产损害,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于是,由于被害人在许多情况下对其精神损害程度的举证存在诸多困难,被迫仅就具体财产损害请求赔偿,而难以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使受害人在客观上就非财产损害同样获得了赔偿。美国早期判例之所以采用惩罚性赔偿,主要是因为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情感伤害等无形损害后,迫切需要以惩罚性赔偿的手段来弥补精神创伤。另外,惩罚性赔偿制度还可较好地弥补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易确定的缺陷,法院可按补偿性赔偿的比例来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其次,惩罚性赔偿可以更充分地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对人身伤害进行补救,但如果被害人不能对其人身损害(特别是近期不能或者很难发现的损害)的程度和结果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时,采用惩罚性赔偿可以更加充分地保护受害人利益。

  最后,惩罚性赔偿可以覆盖受害人为请求赔偿所支出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在侵权行为案件中,美国法院一般不支持作为胜诉方的受害人就其支付的诉讼费和律师费请求赔偿。但此类费用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可获得补偿。因为,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就是确保原告遭受的损失获得全部补偿。[10]在我国仲裁实践中,不少仲裁机构裁决胜诉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但绝大多数法院只责令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至于胜诉方支出的律师费则很难从败诉方获得赔偿。因此,更有必要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这一法律漏洞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惩罚功能

  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而应予谴责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加害人实施的暴力行为(violence)、压抑他人权利(oppression)、动机邪恶(malice)和诈欺(fraud)之类的行为。法院在这些情况下运用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抚慰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和痛苦,从而达到惩罚加害人的目的。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损害赔偿不同。因为,补偿性赔偿的内容在于填平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并使受害人恢复到权利未遭侵害之前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等额的损害赔偿金交换等额的损害。因此,补偿性赔偿制度对经济实力殷实的富人难以起到制裁作用,而惩罚性赔偿则大大加重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有助于通过高昂的经济负担制裁不法行为。[11]在法经济学看来,法律责任制度不过为定价制度而已。很自然地,当侵权成本与侵权收益相当时,侵权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实施侵权行为。唯有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才能体现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

  (三)教育功能

  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惩罚功能,还具有遏制或教育功能,即通过惩罚过去的过错行为来遏制未来的过错行为,防止同样行为再次发生。遏制或教育的功能分为一般遏制和特别遏制两种。一般遏制指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教育功能警醒加害人及社会公众好自为之,见贤思齐,改恶向善。惩罚性赔偿制度独特的心理威慑作用,对维护社会安宁、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功不可没。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可以有效地发挥其规范民事主体的教育功能,当为不争之事实。

  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和教育功能主要通过适度的惩罚赔偿金来实现。因此,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时,应综合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状况、财力负担能力等因素而定,尤其要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如果加害人由于轻过失而侵害他人权利,则惩罚性赔偿金不宜过高;否则,就有可能抑制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导致人们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不敢实施高风险的投资、创业和贸易活动,从而不利于正常的商事交易活动的进行。反之,如果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惩罚性赔偿金不能过低。因为,过低的惩罚性赔偿金不足以遏制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

  

  三、美国法上追究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功能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案件都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侵权法上,适用惩罚性赔偿一般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一)被告的行为或心理状态具有特定性

  只有当被告行为超过了社会容忍的限度,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此,一般侵权行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而要判断被告行为是否超过了社会容忍的程度,必须结合被告的主观心理状态综合考察。如果被告的心理状态存在邪恶动机、被告实施了诈欺行为,或被告滥用了权利、被告由于故意或重大疏忽而不计后果、被告轻率或有意识地不顾他人权利和安全的行为,均属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12]

  1.邪恶动机。在美国侵权法上,证明被告人动机邪恶的情形一般包括:被告的行为粗暴、残酷,或者被告人对被害人极其仇视,或者被告的行为属于种族歧视或性骚扰,或者被告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原告等。例如,在Robinson v. Wieboldt Stores, Inc.,一案中,商场保安指责某消费者偷盗围巾。在该消费者拿出围巾的收据、证明其已经付款后,该保安仍然粗暴地拘留该消费者。[13]在O’Donnell v. K- Mart Corp.一案中,智力有障碍的原告在被告自助餐厅喝了一杯可乐而没有付费,随即遭到被告殴打,并被无情嘲弄。[14]在上述两例中,法院都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2.诈欺。诈欺具有高度的可非难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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