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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燕: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更新时间:2013-09-15 22:22:33
作者: 徐海燕  

  因此,诈欺与邪恶动机共同构成最主要的给付惩罚性赔偿金的类型。构成英美普通法上的诈欺行为,一般须符合以下三个要件:一是被告故意作出不实陈述;二是原告基于对此陈述的信赖而实施某种行为;三是原告因该行为而遭受损害。[15]

  3.滥用权利的行为。在经济实力和信息占有等方面居于优势地15位的被告极有可能滥用优势地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生产商、销售商、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和保险公司等均可成为权利滥用者。例如,在Fisher V. Johns-Manville Corp一案中,被告作为石棉产品的生产者故意向原告隐瞒石棉产品对人体的危害性。法院据此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6]

  4.故意、轻率或有意识地漠视他人权利的行为。在美国判例中,被告因故意、轻率或有意识地漠视他人权利、侵害他人利益而被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比比皆是。例如,在Melchior v. Madesco Investment Corp.一案中,被告由于未及时修理其经营的停车场中的一根有裂缝的水管,导致水从水管中渗漏出来,并在停车场地面结冰。加之被告的清洁工未及时除冰,致使原告在存车时不幸滑倒。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表明其完全漠视或有意识地不理会他人的安全。遂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7]

  关于过失行为是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美国一系列判例表明,原告原则上不能请求被告就其过失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就被告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而言,各州的态度稍有不同:亚利桑那、康涅狄格等州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阿肯色州、佛罗里达等州却不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二)现实损害客观存在

  对于现实损害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的要件之一,美国一直存有争论。美国多数法院认为,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其遭受的现实损害,否则原告不得请求惩罚性赔偿。但有些州的法院认为,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违反法定义务即可。还有些州采取折衷主义态度:不苛求原告证明其遭受的现实损害,而径直就侮辱或诽谤案件请求惩罚性赔偿。[12]因此,美国法院对于现实损害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的要件之一,并未达成共识。其实,即使把现实损害列为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仍存在原告的举证困难。特别是在某些因侵犯人格尊严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被害人要举证其遭受的现实损害确实很困难。

  (三)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请求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被害人只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是被告行为的结果即可。而在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被害人不仅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源于被告的行为,且须证明被告在行为之时存在上述心理状态。因此,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要难于补偿性损害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举证。[12]

  (四)惩罚性赔偿必须依附于补偿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赔偿并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

  

  四、英美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要情形

  

  惩罚性赔偿责任具有赔偿、惩罚和制裁的功能。为避免其滥用,英美判例法确定了惩罚性赔偿的主要适用范围。

  在英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早期主要适用于被害人尊严遭受侵害的情形,以后乃有逐渐扩大之势。Lord Devin法官在Rookes v. Barnard一案中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惩罚与制裁功能在本质上属于刑事责任的范畴,在民事责任中不能滥用。但多数法官并未采纳Lord Devin法官的见解。他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不以填补损害为限,对被告予以惩罚实属理之当然。鉴于不同观点的争论,英国法律委员会建议在以下情形扩大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1)不法行为发生之时,当事人立于不平等地位;(2)被告故意实施不法行为,以显示被告傲慢、不尊重原告的权利。[18]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私通、诬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但是,自19世纪以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功能转向制裁和遏制不法行为,而非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惩罚性赔偿不仅适用于侵权案件,也适用于合同案件。进入20世纪以来,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由于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行为。于是,惩罚性损害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11]

  

  五、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及《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新发展

  

  商业欺诈是危害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毒瘤之一。为重拳制裁商业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确认了消费者的维权收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消费者与奸诈经营者展开法律斗争的积极性,培育了一大批王海式的聪明消费者,但对消费者的利益激励仍有局限,对商业欺诈行为的制裁力度仍显脆弱。

  为进一步激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与补偿功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食品安全法》第96条忠诚地继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三大立法理念,一是惩罚和制裁失信企业和不良商家;二是鼓励和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三在鼓励消费者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直接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间接增进广大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改善社会公共福祉。在一定意义上,消费者行使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时,不仅是在行使自益权,也是在行使广大消费者的共益权。

  《食品安全法》第96条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主要创新有三:首先,食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由一倍提高到十倍。鉴于食品价格往往不高,但给消费者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却远高于购买价格本身,立法者遂将食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界定为支付价款的十倍。虽然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不高,但立法者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寄予的厚望可见一斑。其次,食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再以欺诈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阻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贯彻实施的认识根源在于该条中“欺诈”二字的内涵如何理解,尤其是消费者知假买假时,商家是否存在欺诈?一些法院旗帜鲜明地保护消费者的知假买假和疑假买假行为;但一些法院驳回了知假买假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为统一法院和社会各界的认识,《食品安全法》基于向消费者适度倾斜、主观归责客观化的立法理念,大胆抛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的“欺诈”概念,也不再苛求消费者主观上的一无所知。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者只要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问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为降低消费者的举证责任负担,堵塞奸商不当逃脱责任的漏洞,笔者主张此处的“明知”作扩张解释,“应知”也应包括在内。其三,食品消费者既可基于侵权责任法理追究食品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可基于违约责任法理追究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仅允许消费者对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经营者”追究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允许消费者对与其缺乏合同关系的“生产者”追究惩罚性赔偿责任。可见,《食品安全法》拓宽了立法视野,不再局限于从合同法层面挖掘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而且从侵权法的层面寻求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并把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因而极大地拓宽了消费者的权利救济渠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该规定扩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受害者外延,不仅消费者可以据此享受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利益,不具备消费者身份的民事主体作为受害者也可主张惩罚性赔偿。遗憾的是,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产品缺陷的情形,至于消费环境安全隐患致人损害的情形以及服务的缺陷致人损害的,似乎不在该法调整之列。该条规定未对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规定一个简单的比例或者幅度,因而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预留了空间。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惩罚性赔偿幅度留白的态度缺乏最低度的惩罚性赔偿计算方法,可能导致法官不敢大胆采取较大幅度的惩罚性赔偿方案。总体说来,《侵权责任法》丰富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

  

  六、我国立法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经营者就是商人,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趋利避害、追求财产利益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美国消费市场的诚信状况整体高于我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惩罚性赔偿机制、集体诉讼制度、受害投资者的维权激励机制、替天行道的专业律师、廉洁高效的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系统。

  相比之下,我国的失信者收益巨大甚至无限,而失信成本却几乎可忽略不计。既然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唯利是图的商人必然会你追我赶、乐此不疲地从事欺诈行为。就失信者的民事责任而言,“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证据规则往往让受害投资者望而却步。受害投资者与失信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而无法举证;即使能够获得胜诉判决,由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窄、惩罚性额度不高,失信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依然隔靴搔痒。

  2012年11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征求意见稿》第53条对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完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两倍,至少为五百元人民币。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死亡的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但是,笔者认为草案中的该条规定与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之规定相比存在着明显进步,但是惩罚性赔偿力度依然不大。首先,惩罚性赔偿虽有500元的保底条款,但惩罚性赔偿幅度只有消费者消费价款的两倍。只要前来向经营者索赔的消费者人数属于小概率事件,经营者仍可享受欺诈成本小于欺诈收益的巨大不当利益空间。问题是,过于吝啬的惩罚性赔偿恰恰抑制了受害消费者寻求惩罚性赔偿的内在动力;而惩罚性赔偿的广大权利主体的弃权行为由间接鼓励和纵容了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其次,在缺陷商品或者服务致人伤亡的情况下,受害人仅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这实质上就是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既然经营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最高赔偿责任限额,就没有动力和压力预防自身的侵权行为。其三,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观过错心态仅限于“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情形”,不仅放纵了重大过失行为,而且显著增加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征求意见稿》第53条修改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隐瞒真相、虚构假象的,无论消费者在与经营者订立合同时是否知悉该欺诈事实,经营者均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五倍以上,且不低于一千元人民币。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死亡的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十倍以上的惩罚性赔偿,且不低于一万元人民币”。

  笔者的修改建议有五大创新之处:一是对所有惩罚性赔偿均采取了“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立法态度,扭转了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征求意见稿》设置上限的规定,有助于提升商家的失信成本和消费者的维权收益;二是大幅提升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分别由两倍提高到五倍、由三倍提高到十倍,以充分彰显惩罚性赔偿的威力;三是设置了最低惩罚性倍数与最低赔偿额中择高赔偿的制度,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在消费标的金额不高、消费者遭受损失金额不高的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不至于过低;四是对于欺诈的认定不再苛求经营者的主观故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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