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庞中英 王瑞平: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更新时间:2013-09-15 15:52:02
作者: 庞中英 (进入专栏)   王瑞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迁,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治理挑战,这在人类经济史和治理史上前所未有。

  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一方面带动了非洲、拉美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发展也向世界输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全球性问题。因此,中国国内治理本身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治理,中国可以把国内治理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向世界“输出”,给国际组织与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

  

  对“新兴大国”的战略

  

  中国的“新兴大国”战略是新领导层在新形势下外交工作方面的重大战略考虑,其核心应是“金砖合作”。

  “金砖五国”囊括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非西方国家力量,“金砖合作”成为新兴大国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从长远考虑,为了金砖合作的持续发展,以至未来能够在全球治理中采取集体行动,必须将目前的合作提升为国际集团的合作。

  南南合作是金砖合作成立的基本理由之一,其逻辑是“共同发展”或“发展合作”。根据南南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精神,在开展诸如建立“金砖国家(联合)发展银行”和“金砖基金”这类合作时,要将其提高到战略高度看待和执行。这类合作不仅将成为金砖合作的最重要基础支柱,还将对美欧控制的全球经济治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构成良性挑战,迫使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IFIs)加快改革,并加强新兴大国在其中的代表性和决策权。

  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阻滞,尤其是在危机和衰落年代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排斥,是金砖合作成立的另一基本理由。金砖合作在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诞生,这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冲击。此后,西方国家内部开始调整关系,美、欧、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加强。无论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美重启的跨大西洋自贸谈判,还是欧盟与日本即将启动的自贸区谈判,都在相当程度上针对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西方国家的布局谋篇已在进行中,对此新兴大国何不主动联合起来与加以应对呢?

  不容忽视的是,金砖国家之间在许多全球治理议题上合作有限,甚至存在较大意见分歧。例如,在IMF和世界银行领导人更替之际,金砖国家之间严重缺少协调与合作,没有共同提出或支持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竞选人,欧洲提出的IMF总裁和美国提出的世行行长候选人无悬念当选,继续把持两大国际金融组织。

  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在战略上的筹谋与考虑值得借鉴。冷战刚结束时,俄罗斯即加入七国集团。同时,俄罗斯也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员,这反映了当代俄罗斯外交战略的特征。中国自不必照搬俄罗斯外交的机会主义,却可对其外交的战略现实主义加以借鉴。

  未来5到10年,如果中国能够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使之成为能与八国集团媲美的国际集团,则将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获得重要力量支撑,极大地增强中国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进行谈判协商的能力。

  

  地区治理

  

  地区治理可以理解为限于地区范围的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者来说,在全球治理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地区治理是退而求其次、通向全球治理的途径之一。

  从地区的角度看,支持地区治理的是“地区主义”(regionalism),即地理上相近或相邻的国家为了特定的共同目标而推动相互整合的理论和实践,强调地区内国家在共同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规制,通过共同行动实现一体化。严格来说,地区主义主要在政治方面,其所代表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逻辑不容忽视,即使遭遇严峻的危机,如目前欧盟面临的债务、经济与社会问题困境,也难以撼动其存在的理由和根基。也就是说,地区治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忽视这一特点可能犯下战略性错误。

  目前的地区合作分为两类,以是否具有地区治理目标、意义和效果区分。欧盟、非盟、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绝大多数地区合作具有地区治理的目标、意义和效果。但是,其他一些地区合作限于在特定议题、领域的务实合作,且以牟利为主,此类地区合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不同于拥有“共同外交政策”的欧盟和经常发表共同声明、立场的非盟,东亚合作不仅未能使该地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团结协调,用一个声音说话,寻求地区问题的地区解决,反而将寻求域外势力介入作为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法,与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要义背道而驰。

  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基础战略之一应是地区治理战略。地区治理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需要推动亚洲地区形成具有地区治理意义、目标和效果的地区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皆具备此潜力。同时,中国要准备和其他地区治理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制度打交道,从地区治理的角度调整中国与欧盟、非盟、拉美地区的合作关系。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

  

  领导权的有无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居于主动还是被动地位,中国目前尚不拥有与自身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领导权。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8] 该方针指导中国外交成功度过苏东剧变、中国因国内政治风波遭到的西方全面制裁,但也给中国在此后的外交实践中回避领导权问题带来一定影响。

  国际领导权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一国被称为大国的主要原因。一个缺少国际领导权的国家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大国。国际领导权不是西方强国的专利,它不同于霸权,新西兰、新加坡和一些北欧“小国”与“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一直在积累和善用其国际领导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日本、印度尼西亚、丹麦、南非、墨西哥等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峰会)的国家,都是具有国际领导权的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合作”这两个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论坛中,其轮值主席地位本身代表着国际领导权。中国将在2015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应把这次机会当作发挥国际领导权的时机,从国际领导的角度看待、组织此次峰会。

  欧美国家曾在许多全球治理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如二战后美国带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体系,欧盟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和发起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领导作用。目前,随着西方国家总体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加之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欧美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领导意愿下降,各种全球治理进程因缺少国际领导而难以取得进展。这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

  

  如何用发展的主题统率中国的全球治理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和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展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发展的转型——向“科学发展”转变,许多亚非拉国家也把发展作为中心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外部性(externality),一方面使他者和公共领域受益,另一方面则给他者和公共领域带来损失。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借鉴价值。

  在发展领域,全球治理面临两个急迫的问题:一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其唯一出路在于回归发展主题,更为合理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必须是以发展为中心,中国可以做出更多的建设性努力。二是发展合作,联合国主导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目前各方正在讨论是否用一个新的框架——“后2015年发展协议”(post-2015 development agreement)加以取代,在“后2015年发展协议”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应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在发展合作领域,中国的影响不应仅仅体现在以“新兴大国”的身份承诺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还应体现在对未来全球发展合作原则的影响方面。例如,中国可提出“发展援助并非行善(donation)而是承担应尽责任”的观点,即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可以拿出部分发展的成果解决发展的负面外部性;中国可以积极主张把消除普遍贫困作为基本人权之一。[9] 上述主张和实践有利于世界均衡发展、最终消除贫困,能够赢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增加中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的发言权。

  此外,对于全球治理中发展问题的理解不能狭隘,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贫困问题。土地跨国并购、影响普遍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国际生产等应被全面纳入全球治理范围。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饱受全球性问题之苦,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中国更应积极做出倡议和努力,号召推动和实现“全球发展治理”。

  结语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到联合国气候谈判,从消除暴力冲突到发展合作,从地区治理到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巨大而多样。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全球化的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政策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全球治理的未来。这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经历的巨大变化,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基于规则的世界体系贡献更多源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与实践。

  

  注释:

  [1] 这方面的论文及报告很多,如:Dirk Messner and John Humphrey, “China and India in Global Governance Arena,” in Rüdiger Schmitt-Beck, Tobias Debiel, Karl R. Korte,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mos, 2008; Charles Grant, “Russia,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12; Hongying Wang and Erik French,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Policy, No.15, January 2013, pp.89-114。

  [2] James N. Rosenau, Ernst-Otto Czempiel, Johann Wolfgang,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美国不应拖延IMF改革”,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3月12日。

  [4] Barry Desker, “Can Europe Prevent Asia’s Rise,” RSIS COMMENTARIES, No. 197/2012, October 22, 2012

  [5] 冯维江:“金砖五国拟建共同基金挑战IMF”,《社会观察》,2012年第12期,第60-61页。

  [6] [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 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7] Bob Davis, “BRICS Fade as Engine of Grow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2013, Page A13.

  [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2、321页。

  [9] 张维为:“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观察者网,2013年2月3日。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7683.html
文章来源:草根网作者主页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