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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1958年后的四大名旦剧团

更新时间:2013-09-13 14:26:00
作者: 陈徒手 (进入专栏)  

  

  尚、荀成“三心二意”代表人物

  

  1958年大跃进骤起之时,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剧团尚属民间职业戏曲团体。当时经过“反右整风”、向党交心等政治运动,北京原有的36个民间剧团已被整合成27个,原有的三千多名戏曲艺人中有647人被强行下放到工农业生产岗位,有12位所谓“封建恶霸”、“坏分子”被逮捕管制。从当年北京市文化局的档案文件,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在激荡的风云际会中,四大名旦剧团不可避免地处于分化飘摇之中,其代表性人物也陷入上进、徘徊及日渐衰弱的循环路径中。

  四大名旦中,由于程砚秋较为积极的政治态度、与周恩来等上层领导相对通融的联系及早逝,在目前能看到的正式文件中,文化部门党组织对程多持正面甚至有些客气的看法。对梅兰芳个人是鼓励有加、待遇优渥,但对梅剧团则是政治要求过严。在1958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关于进一步改造民间职业戏曲剧团的方案》中,直接把梅剧团的管理方法称之为“封建班主的经营模式”,认为是主要演员说了算,民主管理制度未能树立起来。

  在一般情况下,程、梅的外在状态较为平稳,政治运动波及时当局也会适度调控。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尚小云、荀慧生的命运最为周折、坎坷,官方在内部对他们的负面评价大大多于正面,1958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党组这份改造方案中的一段话就是一例:“政治挂不了帅,两条道路的斗争尚未解决,大部分上层演员对党还是三心二意,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尚很严重。演出现代戏不够积极,表演上的低级庸俗作风仍然存在个别剧团中。”尚、荀二位就是文化局党组心目中的“三心二意”代表人物,很自然地成为北京市一级改造教育的重点统战对象。

  1958年文化局党组几次发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坚决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建立起人事审查制度,搞清每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纯洁戏曲队伍,使这支戏曲队伍成为一支积极力量,由国家统一调动,听党的话,成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对梅、尚、荀剧团的整肃和剥离,列入1958年至“文革”爆发前夕文化局党组长久的工作程序中。

  1958年秋天,在北京所有的27个剧团中,中共党员仅有寥寥可数的十名,全部剧团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此后文化局加快向剧团派遣党员干部,在内部个别吸收入党,竭力建起党的支部或小组。派往梅、尚、荀剧团的党员开始时多为“辅导员”身份,以后逐步地演变成特派性质的“政治协理员”。这些强势入团的党员干部带着改造教育的目的,以阶级分析的革命化眼光对待剧团的人与事,很容易与尚、荀这样的演员老板型的一批旧式艺术家产生理不清的纠葛。

  

  三个民间剧团都已衰弱不堪

  

  时至1959年初,梅、尚、荀三个民间剧团已经衰弱不堪,既有外界政治风雨的冲击,又有本身结构不尽合理、不够周全的内因。

  1959年1月20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给市委文化部送上一份报告,名为《关于对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三个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整顿的请示》,内中称:“由于几年来这三个剧团沿袭着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剧团内各种制度尚未经过彻底改革,在艺术阵容上除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个人和剧团内个别老艺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外,整个阵容则是很差的,也没有固定的业务学习时间和系统的排练计划,有戏则聚,无戏则散。因此,必须迅速进行整顿。”

  梅、尚、荀剧团各有演职员四五十人,年龄大都在三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在文化局看来,梅剧团大部分成员与梅兰芳舞台合作年限较长,对梅派传统艺术比较熟习,因而有一定艺术成就或有发展前途的演员有二十四名;尚剧团有艺术成就或有发展的约十四人,占三分之一,市文化局党组还估计,该团需下放劳动、退休养老或转业改行的即二十多人;最差的当属荀剧团,在演职人员中无发展前途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入团离职全凭与主演的关系好坏来决定,因此在青年中很大部分条件很差。

  三剧团还存在行当不齐的现象,如梅剧团缺铜锤花脸、小生、二旦、武行、宫女等,演出时必须向其他剧团借人,不仅演出节目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很难维持经常演出。尚剧团则缺武生、二旦、小生、老生等,乐队中没有好鼓手和年龄相当的琴师,导致演出剧目减少。鉴于荀剧团人手短缺,文化局艺术一处几次建议从北京京剧团抽调老生、小生、小花脸、二旦、武生等二十多人,补齐荀剧团的基本阵容。

  正由于阵容不整,三位主演及一批同时代的老艺人岁数过大,台上形象渐衰,剧目被政治性过滤后过于单一,三剧团在北京的演出上座率严重下滑。1959年4月6日文化局艺术一处《关于荀慧生剧团目前情况和进行组织整顿的报告》称,荀剧团剧目贫乏,目前仅有十一出戏可以勉强上演,致上座率很低,一般在一两百人,致使国营剧场营业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按去年11、12月和今年1月三个月份的平均售票情况来看,每场收入55元,每月收入1825元,尚亏欠2400元。团内有八位员工因收入太少,很难维持最低生活标准。

  报告中最后披露,预料荀剧团在今年三四月份将春节期间所积累的二千多元用完之后,剧团之最低薪金即将无法开支。

  

  考虑到社会影响,剧团暂得保留

  

  1958年12月,在与三位主演接触后,市文化机关党组向上级汇报所得到的情况:“梅兰芳本人曾几次表示愿意搞好剧团,继续演出,并表示在剧团内大力培训青年演员,来继承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尚小云本人表示,愿意再唱几年戏,要唱到70岁;而荀慧生本人一再表示,不愿意继续再唱下去,因此演出合同只订到明年三月份。”

  据此,党组认为梅兰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梅剧团的存在与否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建议在加强政治领导力量,彻底改变经营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保留梅剧团,充实一大批有基础的青年演员或学生。由此可见,正是梅兰芳身上的政治光环和配合姿态及艺术地位,让决策者有所顾虑,使梅剧团得以保全。

  而对尚剧团则提出一取一舍的两个方案:一是由于尚小云较为上进的表态,剧团予以保留,但明确要求彻底改变原有面貌,补充一批思想健康和稍有艺术基础的青年演员;二是解散剧团,对尚小云本人和个别艺术上有成就的艺人安排在戏曲研究机构或教育单位,青年力壮者应下放到工农业生产岗位,从事体力劳动,各得其所。党组赞同第二个方案,但执行上有顾忌,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尚小云和个别老艺人在思想上不易接受,因此仍暂且倾向于第一个方案。

  对荀剧团的处理方式更为简略:“荀慧生本人不唱,荀剧团的存在则没有必要。因此我们意见,荀剧团可安排解散,荀慧生可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只是在稍后段落中补充一两句:“但在处理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其安心愉快,服从分配。”

  这个一棒二杀的整顿方案在1959年1月26日市委文化部部务会议上没有通过,其原因在字面上没有显现,但事后一些文件多次提到“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影响”这样措辞。梅、尚、荀三个剧团暂时得以保留,市委文化部决定从市戏曲学校本届毕业生和社会上补充一批演员,妥善处理冗员,使这三个剧团能够保证经常演出,又做到人员精悍。

  1958年12月这个整顿方案虽然未获通过,但其中“摆脱封建的班主制”、“解散阵容不齐的剧团”、“培植新生力量”等要点一直贯穿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并不断被深化和强化,直至四大名旦剧团最终的解体。

  

  改成国营剧团后的各种矛盾

  

  1959年对于命运莫测的剧团来说,是花落花开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借纪念程砚秋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贺龙等的明确支持下,中央文化部指令市文化局成立了专演程派戏的青年京剧团,从南京、宁夏特地调来程派弟子赵荣琛、王吟秋,由此中央高层期望的四大名旦剧团的格局总算形成。当年12月30日四大名旦剧团顺势统一改为国营剧团,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并调派一大批戏校毕业生充实各剧团。

  国营后,各剧团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在经济形势很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国家共补贴四个剧团七万七千元,1962年计划补贴四万五千元,1963年全年补贴在上半年就超支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很快呈现出来,依赖国家、积极性弱化的懒汉行为大量出现,名演员因取消旧式票房的自主权,不满剧团的收支被束缚,屡次向上级伸手要高薪。文化局党组在几年间报告中反复向上呈述:“演员中‘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很严重,有些名演员还不考虑剧团收入和国家经济情况,要求增加工资,如赵荣琛现在工资每月500元,已是高薪,而他仍要求提高工资;荀慧生在北京拿文艺一级待遇工资,在河北省戏校每月拿300元,在演出时还和剧团拆账(拿演出收入三分之一),这样他还不满意,要求增加演出的拆账率。”

  令人惊讶的是,刚刚国营不久,1960年市文化局又把四大名旦剧团中的部分戏校毕业生抽出,单独组建市戏校实验京剧团,着眼点在于让毕业生与旧剧团疏离,文化局称之为“不能让老班主老艺人在政治上带坏年轻学生”。为保持原有阵容,又将原京剧院三团分别补充到四个剧团。看上去像是一个简单的腾挪措施,但因成年和青年人的艺术年龄、听从程度的差异,引发了后来诸多的矛盾,让剧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人为此相争、困扰许久。

  当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梅剧团时,原梅剧团的人都承认这是党的重视,可以相得益彰。但合作不久,双方的冲突日显突出。梅派老演员与梅兰芳的夫人认为三团补充以后影响了梅葆玖的发展,原三团的人深感委屈,也认定与梅剧团的合并不合适,1961年文艺整风时为此闹得满城风雨。此时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读到梅兰芳本人对此事的看法,或许年老的梅兰芳在风波中有意超脱,轻易不表心事。

  1963年7月25日,市文化局刘景毅执笔完成的关于整顿四大名旦剧团的请示报告中,简略地汇报了双方争执的要点:

  剧团对梅派主要演员梅葆玖、梅葆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还是注重安排的,打炮仗先让葆玖演,安排葆玥唱压轴戏。尽管如此,终究因为是两套人马,不能完全照顾一方,其他主演也得合适安排。因此梅派人的心情总是不够舒畅,加上他们受了一些人宗派情绪的影响,总觉得受三团的气,三团压着他们,关系总搞不好。

  原三团的主演李慧芳、叶盛章还有一些中层演员到梅剧团后,与梅派合作一直没有搞通思想。李慧芳说:“有了(梅)葆玖,何必要我?我不在梅剧团戏还可以多演,在梅剧团老让着葆玖,我自己的发展也成问题。”叶盛章说:“在三团还可以有我叶派,到了梅剧团武丑便无用武之地了。”演员周金莲一直批评领导说:“三团到梅剧团,根本就是决定错了。”

  梅剧团最近的情况更坏,李慧芳嗓子又长了小结,治了很久,现在才勉强上戏。梅葆玖从去年起就成了长期病号。不少人反映他主要是思想病,加上他怕外出吃苦,更要托病不工作了。梅葆玖老不演戏,一直要非梅派的演员挑着,长期不演梅派戏,空挂着牌子,对内对外政治影响都不好。

  对于组织安排中的失当,报告中多有抱怨:“这几年由于人事的变动,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实无法解决,难再维持下去。”

  报告中所提到的梅葆玖的“思想病”,成了梅剧团发展中的一个死扣。梅派老艺人对梅剧团与三团合作“老处不好”(市文化局报告的习惯用语)感到不安,同时也对梅葆玖、梅葆玥艺术处境的担忧日益加重。梅葆玖作为梅兰芳的传承人,梅派老人公认他有一副好嗓子,业务上如急起直追可以站得住。但梅葆玖又让老人们着急,他们告诉文化局干部:“梅兰芳死后,(梅葆玖)虽一度想正经地干,但时间不长,劲头又回去了。他……辜负了大家的希望。”(见北京市文化局1963年7月25日请示报告)在老人们看来,梅葆玥虽经过高师传授,但他以女唱生,个头矮小,嗓子窄,很受条件限制。梅派子弟某种程度上的难有作为,对梅剧团来说是一种烦恼的内部制约,构成了一个让人非议的话柄,无形中更加重了流派与非流派之间的冲突。

  

  程、尚剧团每况愈下

  

  1959年3月,为了落实周恩来“及早成立程派剧团”的指示,把程砚秋的学生赵荣琛留京搞程派,要为赵专门物色一套人马。一开始,北京市文化局挑中民办的燕鸣京剧团,打算把非程派的演员如赵燕侠等趁机调走,但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出面阻止,认为此举政治影响不好,赵燕侠本人也会有意见。情急之下,把已下放东城区的青年京剧团(原为李元春、李韵秋兄妹组办的私人班社)重新收回,迅速改制国营。

  令领导始料不及的是,李元春和赵荣琛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很快矛盾重重。李说:“没有我青年京剧团,你赵荣琛就演不成戏。”赵说:“领导上为了要我发展程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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