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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必胜 王勇:“亚洲协调”机制能否平衡大国战略诉求

——相互依赖时代的中国、美国与澳大利亚

更新时间:2013-09-13 09:55:37
作者: 马必胜   王勇 (进入专栏)  

  

  摘要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对两国均为不利。怀特的“亚洲协调”构想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难以得到响应,更不用说在美国或中国。

  关键词 中澳关系 中美关系 亚太共同体 亚洲协调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从战略意义和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来看,抑或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广泛性和政治风险性来看,①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双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来说,这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一边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另一边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寻找平衡两者之道,这不仅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决定自身的命运,还可使整个“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更加明朗。从理论层面来说,“相互依赖理论”(或曰“相互依存论”)有可能产生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良性影响吗?②还是如现实主义者告诫我们的,做好可能爆发冲突的准备才是应对瞬息变化的战略形势的明智之举?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得评估各种区域性组织推动合作的能力。为此,我们主要聚焦于中、澳两国的政策与立场。两国均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休戚相关,而且从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良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中、澳双方共同主张的区域性组织是否内部融洽,运作有效,且能在一个新老大国日益对抗的不稳定区域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简单回顾区域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在笔者看来,单是区域的界定就已够麻烦了,更不必说理清其内部复杂的多维关系。对中、美而言,亚太地区是两国外交政策着力和角逐的关键区域,这一基本现实由于近期美国的“转向(亚洲)”或“重返亚洲”而愈发明显。③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至少想要成为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事实上,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有力的外交政策,④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共识。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有时并未得到中国或美国的帮助。

  澳大利亚的情况凸显出所谓“中等国家”⑤在平衡经济利益和潜在的战略冲突时所可能受到的制约。⑥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能够影响大国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传统方式之一是建立并加入多边组织。奉行“多边主义”确实被认为是中等国家的一大标志,⑦这也正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外交辞令的核心内容。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组织越来越多,且相互竞争,各显神通,意欲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这些区域性组织是否能应对瞬息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目前不得而知。如若不能,那或许证明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较之区域性组织更为重要。对澳大利亚等中小国家来说,这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战略忠诚与新的经济现实之间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亚应对之策的具体成因之前,我们先得撇开澳大利亚,谈谈中国与美国为影响该区域发展所展开的对抗。

  

  区域的界定:“亚洲”在何处

  

  自19世纪成为潜在的太平洋大国(potential Pacific power)以来,美国便积极致力于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该地区的别称有“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亚洲地区”和最近流行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更狭义但也更实用的“东亚地区”。⑧称谓的多样性反映出区域认同的变化性与争议性。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属于词典编撰家或话语理论研究者的兴趣范畴。相反,区域认同或区域称谓乃是现实世界中制度调整和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的异军突起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⑨

  理念和认同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制度创新在“亚太地区”层出不穷的原因:新的制度划出了区域的范畴,并决定了哪些国家将能订立协议并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近期的“东亚峰会”、东盟、“东盟10+3”国家集团等大多是由东亚国家发起。美国居然对这些倡议普遍表示冷淡。美国的态度并不矛盾:它尽管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但并不喜欢过多地卷入那些影响和控制力有限的国际组织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往往有助于巩固并加强一种能够反映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则喜好的(国际)体系。⑩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之所以有兴趣参与亚洲的区域制度构建,全面调整战略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坚定自信、影响广泛而且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崛起。11 美国决定重视至今仍处于边缘甚至多余地位的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峰会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进程的中心角色。12 在某种层面上,此举可被视为(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制度以及试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的反映。但此举也可被解读为(美国)抛弃了传统模式的地缘政治策略,不再寻求限制中国对这一本与美国无关区域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看法与美国或澳大利亚截然不同。

  中国是东亚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却不是,这一事实必然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民众而言,中国历来就是东亚地区的中心。13 对中国国内日益喧嚣的众多“网民”来说,昔日臣属国(如越南)不但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还与美国建立更为亲密的战略关系,尤其令人恼火。无论是对是错,许多中国民众和意见领袖确实认为,越南、菲律宾在利用(美国)转向(亚洲)来迫使中国让步。14 每当中国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政策遭遇重大波折时,这种考虑就会变得尤为突出。中国的政策不再是此前大获成功的“魅力攻势”,试图让邻国相信中国的善意以及“和平崛起”可能带来的好处,而是突然变得更加坚决起来,甚至说更具攻击性。15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些变化,不可忽视的是日益喧嚣的民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显得过于软弱,并对此大加抨击。在这种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政治和战略形势下,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必须尽量处理好可能难以兼顾的轻重缓急。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极力强调“亚洲世纪”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也宣称:战略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会改变依靠美国保护的传统政策。16 结果,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也必须对其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作出复杂的调整。因此,谈谈这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澳大利亚的国际制度倡议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挑战。无论在实现其区域性目标中遇到什么困难,中国无疑是该区域(亚太)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却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亚洲”的关系时往往举棋不定,认识混乱。确实,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看似矛盾的是,澳大利亚和这一区域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历史因素及其对当代关系的塑造。比如,在解释东北亚地区“发育不良”(stunted)的区域主义时,17 我们习惯于思考中日遗留问题的长远影响,但我们也须认识到,亚洲以外国家的态度和关系同样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

  再拿澳大利亚来说,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18 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来讲,即对“被抛弃”(abandonment)的惧怕总是压倒对“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心。19 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发展同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说的“强大伙伴”(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之间的亲密战略关系,至今依然如此。二战中期,澳大利亚迅速而务实地将其主要依靠对象从英国转向美国,此后,对美关系便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重中之重。结果,澳大利亚朝野两党都极其重视并乐于维持澳美同盟关系,这在世界各国中相当少见。20 奥巴马总统说得好,百年来,凡有美国参加的历次冲突里,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并肩作战。澳大利亚曾参加了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参战背后的战略逻辑或需要,根深蒂固的传统忧虑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乐于为地缘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澳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坚实基础及其重要意义值得一提,原因如下:首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制约其他体系或战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化,东亚甚至亚太地区未出现任何形式的区域主义。21 可以想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澳两国联系极少,而且是在互不了解和意识形态桎梏的迷雾中看待彼此。还应注意的是,1973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踏上访华的“破冰之旅”,恢复同中国的邦交,这实际上乃是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即使是二战后最为“激进”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不会冒然走在美国外交的前头。

  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保持紧跟华盛顿。然而,即使是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也开始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北边,亚洲的迅速工业化不仅改变着亚洲自身,也改变着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人们目前关注的是,中澳经济关系以及中国的飞速发展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巨大影响,但这一幕由来已久。早在1966年~1967年,日本便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资源驱动型增长引发了一股“资源热潮”(resource boom),而一场始料可及的“资源泡沫”也随之而来。虽然如此,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所谓“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的立场。这确实使鲍勃·霍克(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等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若想确保澳大利亚的前途,就必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22

  从制度创新和区域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关于该组织的论著颇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23 但须对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笔者以为此乃意料之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谈谈几点拙见。首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体现的区域构想过于庞杂和模糊,以至于难以形成凝聚力,更不必说对组织及其宗旨的认同了;其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议程不可能激发其亚洲成员国对“批发式”贸易自由化的兴趣,毕竟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使得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这一职能显得有些多余;其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了以自愿和共识为原则的“东盟模式”,这意味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敦促和疏导,缺乏许多成员国所希望的强制力;其四,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它也无力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围绕所谓中国“操纵”(manipulation)货币而产生的矛盾;最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得不与仿效它而建立的类似组织相互竞争,回首过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意义可能在于,它凸显出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影响亚太地区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

  澳大利亚近期在亚太地区所倡导的制度创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鉴于“东盟10+3”等东亚组织必然将澳大利亚排斥在外,陆克文(Kevin Rudd)主张推动建立一个完全由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在陆克文看来,该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将澳大利亚包括在内,而且也包括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是要确保澳大利亚不被任何潜在的重要区域决策组织所排斥,其次则是确保该组织不由中国所主导。这体现出近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贯的陆克文色彩。在对华问题上,陆克文自称“无情的现实派”(brutal realist)。他意欲使美国从战略上锁定亚太地区,这是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精明圆滑的传统风格的延续。24 因此,值得注意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在这位会说中文普通话、深谙中国事务的“亚洲通”上台后,中澳双边关系反而恶化了。

  有许多评论者认为,“亚太共同体”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在争取那些小心维护其在区域性组织的领导权、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这种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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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8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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