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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上)——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

更新时间:2013-09-11 21:26:18
作者: 陈子明 (进入专栏)  

  在金氏父子六十年统治和卡斯特罗兄弟四十七年统治期间就未曾出现。

  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发动文革,确实是为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也就是他本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以73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统统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原因。”[23]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泽东确实认为形势严峻,他会采取类似华国锋对付江青的办法来对付刘少奇,而采用文革这样匪夷所思的招数,正说明他对大局有着必胜的把握。应当说,他更怕的是在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后鞭尸”的情况。从彭德怀事件以后,他就经常流露出这种担心。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谢胡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24]6月10日,他对越南的胡志明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25]所有这些话都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身后事做准备。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起因是不充分的。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26]概括地说,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实验性革命”[27],一场真枪实弹的演习,一场剑走偏锋的冒险游戏。

  毛泽东自己使用的是“演习”一词。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的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既然是真枪实弹的演习,毛泽东准备付出一些坛坛罐罐的代价,但整个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都是在演习导演部(当时的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本节标题中所谓“‘天师’的游戏”,主要用意不在于揭示毛泽东思想的道教渊源,而是要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自己打造“天师”的“不朽”[28]地位。这里所说的“天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简称,二是“天下师”(或者说“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的简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天师也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张天师的传人。

  中国道教的“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是由东汉张陵(又称张道陵)创立,其传人由创始人的子孙世袭,称谓为“天师”。道书载:张道陵为汉留侯张子房八世孙。传至1969年在台湾继位的张源先,已经有64代天师了,其中前59代均有中国历代皇帝给予的封号与谥号。

  毛泽东在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29]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他从《张鲁传》中发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30]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只能当一个“儿子党”的首领,在外交上“一面倒”,在内政上“全盘苏化”。按照斯大林模式搞政权建设和所有制改造、计划经济,嚼别人嚼过的馍,对于毛泽东来说缺乏刺激性,一点也不好玩。在斯大林死了以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没有人再能约束毛泽东了,毛泽东痞性大发,接连搞了两次大赌博,第一次是三面红旗运动,第二次是文革运动。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当时公开的说法是要“超英赶美”(毛泽东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31]),实际上是憋着劲要甩下苏联,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洋洋自得地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郑州,毛泽东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在同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32]毛泽东表面上说让苏联“先过渡”,其实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和心态。

  三面红旗运动的悲惨结局已为人所共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分量(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不要怕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33]),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受损、威信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杜绝别人“秋后算账”,追究三面红旗运动导致5%人口饿死的历史责任。“吃一堑长一智”,他在进行文革运动这场新的赌博时,已经不敢再去触动体制的硬核——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而只能在体制的软组织和“精气神”上打主意了。事实上,文革运动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伤筋动骨的程度,尚不及三面红旗运动,这就更加凸显了前者的游戏性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经济上把“西方世界”“抛到我们后面去”[34]的幻想,他知道那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他这辈子是等不及了,因此,要想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只能从“文化革命”入手,凭借“软实力”(当时的说法是“精神原子弹”)与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一争高下了。

  按照綦彦臣的说法,文革的理想是要“造就一个全新的祭祀系统——马恩列斯毛实际上以毛为总神祗(如林彪对毛的语录化崇拜仪式的创造,等于略去了前四者)”。他认为:所谓“人民文革”作为造神力量,是对孔子和墨子以来“人民性”的一种反动。“有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阅读经验的人应当知道在孔墨显学时代中国产生了两大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其影响至今而不绝:其一者孔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权,‘有教无类’成为教育自由化的经典总结;其二,墨子打破了宗教垄断,坚决地否定了孔儒‘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定式,以‘明鬼’与‘天志’观推动了宗教自由化即祭神(鬼)的权力不再为贵族垄断,民也可择神而祭甚至多元选神。”“从西汉平帝开始,到东汉末乃至魏晋(包括曹氏父子),流及北宋再至清代,都出了‘禁淫祀’的反宗教自由法条(案)。‘人民文革’也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它被毛泽东的反宗教策略牢牢吸住。砸烂一切与怀疑一切,结果等同于‘禁淫祀’,即除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以外,其他的祀祭(信仰)都成为罪恶。”[35]

  中国旧的祭祀系统是“天、地、君、亲、师”,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新的祭祀系统则要把这五者集于“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一身。帝制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天生之,地养之”,除了交“皇粮”(偏远地区还不用交),皇帝老儿也与我不相干。到了毛泽东一手缔造的“新社会”,结婚生养都要经过“单位”(包括农村的“大队”)批准,种什么粮食和怎么种都要上级(从“公社”直至最高当局)来决定,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领导下的“党大”了。毛泽东“焚书坑儒”的规模,超过中国“始皇帝”百倍、千倍、万倍,就政治的权威和全能而言,自然是“君”不如“毛”了。1952年陈寅恪写过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证羊见惯借锄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发展到文革前夕,“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氛围已经形成,在笔者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听毛主席的话”而与父母顶撞、冲突甚至决裂的经历。但是,毛泽东还不满足于对“天、地、君、亲”的超越,他曾假惺惺地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36]的确,他对“伟大导师”情有独钟,因为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要控制和改造人们的心灵。了解了毛泽东对于“天师”的内心渴求,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赞不绝口,甚至在文革中默许“红海洋”、“主席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类“神道”的崇拜仪式。

  毛泽东的理想绝不限于成为中国人的“天师”,他还要成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和崇拜的“天师”。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向世界输出革命包括输出文革,由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被掩盖和遮蔽了。1965年,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37]因为毛泽东手头没有足够的钢铁、坦克、航空母舰和热核导弹,他无法像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那样去扩张和争霸,而只能输出“精神原子弹”,指望由“精神变物质”。“五一六通知”中说,文革不仅“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一声号召,所有机关、学校都起来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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