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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自成 龙泉霖:关于用华夏主义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建议

更新时间:2013-09-10 12:56:07
作者: 叶自成 (进入专栏)   龙泉霖  

  反而加剧这个差距,就会引起国内的动乱。 这与老子的损补抑举之道有共同点。

  (5)为政之"义利之道"。孔子明确提出了义利问题。义,就是指本着做人的道德行事,利就是指具体的利益(声名利禄等)。孔子不是不要利,而是非常在乎利,重视利,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要利、得利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义的要求,就是说,要看利的正当性。君子可以为义而舍利,但如果义利兼得,又何乐而不为?,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6)为政之民生之道。人的尊严是通过解决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即民生问题得到实现的。在《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世界中,孔子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人类思想家中最早表述社会保障制度的。

  4、君子--人才主义。

  仁学就是"君子学"。君子就是国家的治国之才,国有君子而治,国无君子则亡。人才主义就是君子主义。仁学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培养有修养有志向的君子和人才。君子是孔子仁道的最终实现者。他的人文、人本、人道主义,都要通过君子才能实现。因此,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人才,在于培养君子,把那些正直的人提到公职上去,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故"为政在人"。

  5、孔子的忠恕中庸思想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强调为人做事要推已及人,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推到别人身上。积极的推已及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忠恕就是以仁爱和包容之心对人做事。中庸就是中和、适度、无过无不及,就是不走极端。孔子思想是情感与知识的调和,是现在与未来两个世界的调和,是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和,这正是孔子思想伟大之处。

  孔子倡导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和忠恕中庸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社会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孔子倡导的教育为先、君子--人才治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普世性。而民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三、商子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制度创新、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1、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独立,一切皆按法断事。

  以法治国就是"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尤其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为了使法律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商鞅提出了独立的法律官的思想,独立的法律官在中央设置三个,国郡县皆有。以法治国在思想本质上是反对个人集权、反专断、反暴政、反专制的。后来的秦始皇的个人专断、秦朝暴政与秦的短命,正是违背以法治国精神的恶果。

  2、在权与法关系上,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

  商鞅从三个方面限制了集权的范围和作用:其一,国君(中央政权)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立法权、司法权,而行政权、人事权由规定的法律限制,一旦立法,即使国君(中央政权)也不能随意改变,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君王权力再大,也不能以权力来治国,"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商君书·去强》。这就解决了历史上一直困扰中国政治的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权治。其二,就是立法者、司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国君是否是明君,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明君守法, "法者,君臣所共操(守)也"《商君书·定分》。其三,由于一切按法行事,也为社会和民众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果"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那么,就能够实现民众的"自治",即"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

  3、制度创新,高度重视农民农村农业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作用,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设计出上下流动的通道,使国家政治充满活力和生机。商鞅变法的根本内容,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就是鼓励农耕与军功,以农为国本,农战结合,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解决国家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是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就是要发展农业,利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村的稳定性。 "国待农而安"就是要使农民要有农可务,使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调整好农业与商业的关系,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利,安心务农。商鞅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系统解决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商鞅根据事功主义原则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就是凡是有粮功军功之民(农),可以按标准升爵受赏;使得庶子平民乃至奴隶,皆可"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而贵族里没有粮功和军功的,在政治升迁方面就大受影响。商鞅的制度设计提出了三条使民(奴隶、平民、士兵)有机会得到解放并上升到国家政治上层的道路:其一是农功粮功;其二是军功之路;其三是"告奸"即告发腐败贪官者的政功之路。广大民众也是商鞅改革的受益者。 "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史记·李斯列传》。

  4、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强化县制,加强政治经济的中央集权。他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统率,此举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贵族权力。同时,秦国加强了经济管理,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把经济权力收归到中央;商鞅实行的县制是战国中最彻底的,适用于秦国全国境内。中央集权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要统一,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统一与中央集权是不可分割的。

  老子、孔子、商子的思想,分开来看,都有重大的价值缺陷,但如果把三家的精华合为一体,则会成为一个新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的体系:尊道而行所体现的高度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顺势而为体现的高度的现实主义,教育为先和选用贤能所体现的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君子-人才主义所体现的重视人才作用的精神,以法治国所体现的一切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所体现的一切以实现民众利益为国家政治好坏的评价标准,事功主义、民本主义,其中多数不仅是中国特色,而且也是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

  所以,以华夏主义丰富、发展、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会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影响:

  1、有利于凝集全体国民的精神,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华夏主义的老子精神、孔子思想在广大民众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它可以产生比单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形成不分党派、宗教、阶层、海内外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集力。

  2、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有体系和完整。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我党实践中理论的重大发展,在特定环境中的突出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华夏主义的内容可以使这一理论更加完整、全面,避免支离破碎和局部化。

  3、有利于民众理解和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官方的文件会议中高度突出,但在社会和民众的宣传上则流于官方化、形式化、空洞化;如果能以华夏主义的内容充实和补充,就能与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的老子、孔子等的思想融为一体,使之更生动、更有生命力,在民众中更有影响力,加强民心的凝集力,避免时下相当多的民众因信仰空虚而盲目崇拜西方思想和宗教的现象。

  4、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和更加突出。现在十八大总结的核心价值的表述,最有中国特色的是和谐价值,其他的或者为其他国家共享,或者在西方强调更多。如果能更鲜明地提出老子的自然而然中的人法自然、无为而治中的自由价值、损补抑举的公平正义,老子和孔子的民本主义,孔子的人文主义、人才主义、人道主义;商鞅的以法治国、制度创新、国家统一等,就更能真正体现中国的特色;

  5、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优秀文明有更多的交集和融合。华夏主义内容丰富,有相当一部分与西方的法治、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等核心价值是重迭的,可以大大降低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抵制和排斥,绕开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封锁和藩蓠,以西方较为熟悉的老子(老子一书是外国文本仅次于圣经的经典)、孔子(在多国有孔子学院)的思想进入西方社会,大大提高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

  因此,我们建议,把华夏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内容,作为丰富、发展、补充、完善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资源,更自觉更主动的大力推广和运用。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龙泉霖,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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