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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意识形态策略与政党的力量——基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3-09-08 10:47:41
作者: 欧树军  

  并敦促下属放弃压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风俗。他把市政厅改造成为人民的论坛,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自由旁听,并提供逐字母语翻译让人们第一次听懂了议会辩论内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书写。他还粉碎了欧洲律师事务所对全市法律业务的垄断,废除了允许殖民官员拿着丰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谓马来亚化方案。

  在担任市长的前六个月中,他推动建设完成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个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和20个运动场。他把居民用电价格降低了40%,同时大幅提高旅馆和剧院等用电大户的电费。他降低了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的许可证照费。他还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吐痰、反乱扔垃圾、防治虫害,有人因此将新加坡称为共产党式的“运动国家”。

  他开创了人民行动党的每周接访制度。他每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民众对腐败、粗暴行为和效率低下的投诉。所有人民行动党议员也纷纷仿效。他设立了公共投诉局,直接接受民众揭发贪污、渎职、不作为,几周内就调查了400多个涉贪案件,并将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败。类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创新还有很多,普罗大众为之欢欣鼓舞,尊称他为“人民的市长”。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人民行动党这位“人民的市长”的执政风格,在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尊重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有些人因为不同意他的欧洲人骑在亚洲人头上的看法而被指着鼻子赶出会议室。他把平头百姓奉若上宾,并解雇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人据说因为雇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打字员专门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据说因为对市长粗鲁无礼而被每月罚款200元长达一年。有人因为把狗带进市政厅而被训诫。他不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喝茶看报。他在办公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有官员赌博就马上解雇,一旦发现有官员对公众态度粗鲁,就责令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详细解释,否则就予以严厉惩罚。有人抱怨这是共产党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担忧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人民则把市议会看成人民的议会,把人民行动党视为人民的党、穷人的党,并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在短短的16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众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这个权力有限的机构都能为人民作这么大的贡献,如果由它组成全国性政府,岂不是可以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的“共产党执政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促使整个人民行动党真正认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建设新加坡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动。

  因此,尽管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组建的第一届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经遭受的质疑:这是不是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会不会导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却并未迟疑犹豫彷徨无计,反而果断坚决地向共产党这个“敌人”学习,延续了王永元开创的非共的共产党执政道路,将治理腐败、议员接访、团结工会和建设公共住房作为首要国务,真正“为人民而行动”。人民行动党开始变得非常敏锐,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行动,只要意识到问题的确厉害攸关,就马上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英国重返马来亚之后的1945~1959年,正是新加坡历史上殖民地官员最腐败的时期,人民饱受其害,怨声最大。因此,人民行动党把保持廉洁、不腐败列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从四个方面入手治理腐败。一是以去殖带动治理,用11年时间(1958~1969年)以赎买方式换取绝大部分殖民官员离开职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绝大多数职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实现了公务员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设立中央投诉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对待的本地官员和民众投诉。三是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人民自由举报、贪污调查局严厉肃贪。四是立法严格限制选举竞争中的竞选捐款,排除金权政治,遏制了现代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腐败。

  其次,人民行动党沿用了由王永元开创的议员每周定期定时定点接访,因为这最不易受到官僚层的阻碍,可以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

  再次,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

  最后,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大兴土木,为人民大众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新建了10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

  要想赢得人民的心,就必须比一般左翼的思想主张更左倾,并且能够落实为政治行动,在公共住房建设问题上,人民行动党的确深谙此道。人民行动党把公共住房建设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政治高度,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学国民党,而要学共产党,它先是通过土地征用法基本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然后通过大规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设,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除了李光耀所有效的行动令新加坡人对自己的体制满怀信心说的塑造国族认同和稳定社会秩序功能,以及推动种族和谐、贫富和谐和家庭伦理的社会功能以外,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称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行动,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最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比较高,表面看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由于公共住房这一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缓冲作用,人们的失落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并不像其他贫富差距严重国家那么强烈。

  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显然既不单纯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它在很多重要政治领域都是融合二者的产物。这里只简单地罗列几例,比如,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组织中,是社区中心+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

  

  为未来立法

  

  新加坡比较重要的政治转型有三次,分别发生在1957~1960年、1984年和2004年。1959年3月,新加坡赢得大选,开始执掌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在1957~1959年间王永元执政经验的启发下,全面落实建党理念,糅合英国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政治经验。1984年,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质主义的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并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向”。2004年,新加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赋予社会更大的活力和公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1957~1960年的政治转型,是人民行动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工党与共产党理念、政策中适合新加坡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汲取了自己在市议会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着眼长远,将治理腐败、建设公共住房、议员接访、与工会结盟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新加坡式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从而为未来五六十年的党和国家发展立了法。

  能否为未来立法,可以说是政治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初步而言,人民行动党在这次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中,在处理去殖民化、治理和现代化这三个二战后的最重大政治议题上,不只是标榜“为人民”,而是真正“为人民而行动”。就此而言,1957年至今的人民行动党在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确定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至关重要的,如何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避免陷入误国空谈,防止因务实、实用而目光短浅、浑浑噩噩、迷失方向等各个方面,的确堪称“为人民而行动的党”。

  这也许正是新加坡朝野大部分人满怀体制自信的原因所在。过去,新加坡建国者曾豪迈地宣示:自从有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时间才开始了,新加坡的历史才开始书写。现在,新加坡政治家也自信地说,没有人民行动党,就没有新加坡。对于未来,新加坡人也许有理由认为,没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不会沦丧,没有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小邦依然不会落入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循环流变。

  “为人民而行动”就是一部过去为未来所立之法,在信守这一未来之法的50多年历史中,人民行动党探索形成的各种好的体制、制度、机制、政策,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国,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大国的基层政治领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厌其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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