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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勤:论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更新时间:2013-09-04 08:14:15
作者: 林跃勤  

  

  摘 要 一个后发国家追赶乃至超越先发大国强国的崛起过程,从来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纵观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国崛起不乏成功案例,但失败概率更高。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但理论准备对崛起战略与政策指导不足无疑是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国家间的竞合更为复杂诡异的当代,后发新兴国家对先发大国强国的赶超面临更多变数和困惑。因而,需要更好地探索崛起科学规律,以有效应对各种崛起中的风险与挑战。本文在回顾理论准备对于大国崛起的国际历史经验基础上,分析理论准备对于新兴大国的赶超意义,探讨强化理论准备、促进成功崛起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 理论准备; 新兴大国; 大国崛起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兴大国崛起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

  

  赶超与崛起是后发国家主动谋求加速发展,改善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愿景与自觉行为,也是自有国家以来全球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歇并永不会终止的一种竞争发展态势。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指出,古希腊繁华都市的衰亡和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长。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一些大国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依靠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动国际实力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后发国家的赶超和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复杂而艰难的发展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对象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大国崛起既包含诸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内嵌一些需要深化研究探索的、与特定时代的后发经济体特殊性相关的特殊规律性问题,如怎样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培育持久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如何处理内部发展与外部协调和平衡的关系等,都是发展理论一直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作为赶超国家梦寐以求的宏伟大业,崛起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和正确行动需要有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这是由多因素决定的。

  1. 大国崛起规律有待深入研究

  正如建筑一栋高楼大厦首先需要设计蓝图一样,建设一座美好城市同样需要前瞻性规划。没有合理的规划,后发国家的崛起是个艰难复杂的大系统工程,需要充足的物质准备、技术准备、人才准备、文化准备等,但这些准备的基础是思想、战略、制度和政策支持,而后者又都离不开理论准备、理论创新。其中,理论是指人们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对自然、社会现象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理论准备是指对事物现象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合符逻辑的结论的过程,它包括理念(思想)提出( 创意) 、系统论证、取得共识( 指导思想)、构建机制、形成战略指导等等环节和层面,理论准备实质上是运用理论原理来探索重大事件与实践运动的动因、趋势和规律,为实际行动提供战略决策指导,是克服前所未有的新兴大国崛起中的诸多老问题、新难题,减少曲折和走弯路的关键因素。正确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撑可视为国家发展方针、战略规划、政策选择、制度创新和路径选择等长链条、多环节中的先导(见图 1 所示) 。

  

  较大发展中经济体在赶超先发经济体并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摸索崛起之路时迫切需要理论自觉、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使其崛起战略规划、政策制订和路径选择从一开始就置于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少走弯路。因为,这些后发大国要赶超先发大国,面临着诸多的艰难险阻,缺乏理论支持下的宏伟战略规划以及合理路径方法是不可能克服各种困境走向成功崛起的。为此,需要在总结以往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通过相关理论探讨和理论准备,提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各个发展战略与创新政策基础、制造舆论支持和增强社会共识等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经过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而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说,理论思维、理论准备是不断发展创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放眼未来,不专心思考,其理论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保罗•蒙哥马利和伦敦大学伊万•梅奥—威尔逊等的研究也显示,整确而完整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给政府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所需要的依据和指南,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遭遇困境时期,政策制定者们更加重视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其可操作性。

  2. 外部环境变化使新兴大国崛起需要理论思维创新

  首先,新兴大国不可再复制传统大国崛起的模式与路径。二战之前,国家发展复制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德国和日本等在谋求崛起过程中均诉诸过武力,依靠战争掠夺弱小国家的领土、人口、资源来实现财富积累、实力扩张和大国优势。进入

  21世纪,人类文明水平空前提高,国家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和国家关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的发展关系已然建立在新的和平共赢的新轨道之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无法再采取战争模式来获取,而需要在和平环境下展开更高质量和智慧的竞争,谋求互利共赢的正和竞争,而非有你无我的零和竞争,因而,这种崛起难度更大、效率较低、时间更长。

  其次,资源环境与市场竞争更加紧张、激烈。以往的崛起案例往往是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实现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俄、日本等均是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其发达致富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条件也相对较小。而且,21世纪前,特别是 20世纪前,世界人口、资源环境明显不同于当代,大量无人认领的领土、岛屿等可供探索、发现,无偿占有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而近一个世纪的快速工业化使得全球资源大量开发和消耗,闲置资源日益枯竭。尤其是在世界人口爆炸、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口加入工业化与城市化洪流后,资源与环境压力急剧加大。在当前这波新兴国家崛起潮中,仅金砖国家就有近30 亿人,人均GNI 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 /2 ( 2012) ,美国的约 1/10( 而英国赶超法国、美国赶超英国时人均收入水平均达被赶超对象的70% 左右),而且,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占全球一半,这样庞大的人群要快速致富,其所需要达到的增长率和持久度是前所未有的,必然对外部资源供给、市场分配和利益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再次,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不引起先发富裕经济体的反感和抵制,再造新兴大国与发达大国的关系需要深化理论研究。与日本、四小龙等一批较小的经济体可以主要依靠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出口导向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日本、韩国等甚至直接在美国扶持下依靠韩战和越战发战争横财之后迅速快速致富崛起的途径不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因为大国抱负、价值取向、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及体量规模等决定了不可能再依附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相反,是竭力谋求与其在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后发国家还渴望改变旧有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提升自身话语权,这就必然会对美欧二战以来拥有和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话语权以及国际经济规范制订与治理权造成威胁,因而,其崛起必然得不到日韩崛起所获得的支持,反而难免被发达经济体抵制和围堵,尤其是在当今美欧经济低迷和危机深重语境下,发达经济体为了维护自身既得权益,必然与后发经济体展开激烈竞争,甚至有可能不择手段地阻击后者的“扩张”和“赶超”。因此,新形势下新兴大国如何自证崛起“合法性”并构建平等、合理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正如袁鹏(2013)指出,目前,国际社会有关大国关系的理论框架依然由西方现实主义主导,这种理论认定崛起国必然通过非和平手段挑战既存霸权,而霸权国也必定以暴制暴,从而陷入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而学术界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观点重复,或就事论事,尚未超越领导人、倡导者的认识水平。因此,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理论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可见,金砖国家等大新兴经济体集群式崛起是一个在外部环境很不乐观的新的时代环境下的重大实践问题,如何适应外部环境、处理好与先发大国的关系,需要给予全新的理论解释。

  3. 新兴大国间的复杂竞合情势需要认真研究

  后发大国崛起过程中不仅与先发经济体存在着竞争和矛盾,还与同类赶超国家间存在合作与竞争关系,如何合理约束和避免恶性竞争,扩大合作,互利共赢,是新兴经济体群体需要慎重、妥善处理的重要课题。迄今,赶超中的新兴经济群体意识到求同存异、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在竞争中求合作还是不长的历史,合作机制尚未构建完备,合作机制建设理论尚未形成,因而,合作成效尚不够突出,不利于消除不合理竞争,形成合作共赢、借力发展的良好氛围。由于金砖国家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还未展开,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共识尚不明确,规划和操作细节等也未商妥,阻碍着金砖国家自贸区建设谈判的启动。同样,2012年 3月新德里金砖峰会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倡议,但一年后的德班金砖峰会尚未取得明显进展,原因之一是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机构建设中诸如出资股份、总部所在地、行长人选、投资方向等等一些敏感问题,尚未充分研究出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案,这也说明金砖国家有关专业研究的不足或者进展不够快,影响到竞争整体合作的快速推进。此外,崛起中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处理好与先发主导大国的关系,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行动?

  面临艰难决策。在强手面前,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何协调立场,一致对外,谋求共赢,还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支持。如金砖国家一直呼吁改革欧美国家担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世袭制,但相互间如何推出共同候选人以及如何合力竞选等却又缺乏共识,也没有促成共识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保障机制。因而,新兴经济体被各个击破,旧的国际治理秩序依旧。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新的合理国际秩序的构建,使新兴大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规则的发言权和权益得到合理反映和维护,需要新兴大国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互利多赢的国际合作倡议并构建有效合作保障机制。新兴国家如何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迫切需要协同研究思路对策。

  4. 新兴大国崛起理论急需加强理论研究

  迄今,有关大国,特别是当今的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研究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出版的《大国的兴衰》被认为是研究大国崛起的代表性论著。但该书主要考察了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5 个世纪的 9 个大国崛起案例,没有考察也无法回答 20世纪末期以来新形势下新兴大国的竞合并存的群体赶超规律性问题。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对于自身在新时期的崛起环境、特质、规律、战略等缺乏相应的基础研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不可忽视的是,相关研究主导权仍被西方学界垄断,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西方学术界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没有足够的关注和合理的理论建议。诚如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人文科学教授彼得•维尔(Peter Vale)2013 年 3 月 14日在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所言,目前整个全球体系研究被欧洲体系占据着,一切其他国家都被视为是外围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被严重忽略,并且由于以英语作为研究语言也使相关研究受到了限制。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没有将对美国和欧洲以外国家的研究视为全球体系研究中独立的一部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发展始终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知识圈子内,其研究视野也限于欧洲和美国。这与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及其发展问题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要求不相适应。过去的观念和研究习惯等理应随之而变。目前,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金砖国家不仅相关研究机构缺乏,研究人才短缺,而且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的应用更是乏善可陈。作为转型中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继续推进经济改革与转型急需同时深化政治改革,但改革知易行难。公方彬(2012) 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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