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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大陆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与台湾土地制度的比较

更新时间:2013-08-27 20:41:38
作者: 李昌平 (进入专栏)  

  日韩台农民地权能够充分实现,不是所谓的私有化了,而是有实力强大的农会及农会内置金融。越南农村的土地私有化20年了,越南小农的土地能够在土地交易所自由交易吗?能够在银行抵押贷款吗?不能,真的不能。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越南农村的男孩要取媳妇,最难的就是买不起宅基地;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越南农民最难的是无法自主修复水毁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市场条件下的越南小农再也组织不起来了,“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和市场贱卖”化的趋势似乎无法阻挡。我曾在越南考察时和越南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潘演等人交流时说:我看好越南所有的改革,唯独不看好越南土地制度改革,越南所有的改革都可能会因为消灭集体所有制的改革而事倍功半!

  

  六、土地的用途管制和涨价归公是土地私权和公权的基本保障措施

  

  有个姓陈名志武先生,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多年前他和于建嵘关于土地制度的对话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我认真看过了。陈先生心目中的农村土地私有化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陈先生的对土地私有化的理解有代表性。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农地私有就是指农地农用权私有——即耕者有其田。并且,农地农用私有权的交易只能优先在农民之间交易,因为农地是养活国民的,必须保证耕者有其田。

  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农地和建设用地实行用途管制,绝对不是我是地主,我在我的地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尤其是人多地少的中国。

  因为土地用途管制,所以,农地只能种庄稼,所以农地就不值钱,全世界估计只有中国的农地最值钱了,因为人多地少。因为政府对土地用途管制,所以土地“农转非”或“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才有了很大的增值空间。这个增值主要是管制带来的,当然也有政府投资带来的。因此,孙中山先生在设计土地制度除“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即土地“农转非”、“工转商”的增值部分要实行一定比例的“涨价归公”政策。

  可以认为,土地“用途管制”是土地私权和公权充分实行的最基本保证措施之一。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土地被转非或被征用后的增值收益政府拿大头不理解,好像是中国政府才会这样,其实不是。在台湾,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政府得到75%左右,原地主只得到25%左右。我在台湾是认真算过帐的。我们现在北京市农地转非的增值收益农户得到了50%以上了,北京等地的农户得到的农转非补偿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对种粮食的农户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对整体国民也是极不公平的。

  

  七、大陆土地制度最大的弊端在“农转非”制度和“涨价”分配制度上

  

  中国的土地制度有没有弊端?答案是肯定的,有!最大的弊端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最大的弊端出在农转非制度上,以及转非的增值收益的分配制度上。

  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农地转非的,但农地转非应该依规依法进行。譬如:A小区的农地2014年转非,B小区的农地2015年转非,要先规划,人大批准的土地规划就是法律。2014年A区的土地依法农转非,B区的土地2015年依法农转非,怎么转呢?台湾的办法是“农转非减半”——即原农民得一半地,政府无偿取得一半地。

  政府无偿取得的一半土地,其一半拍卖获得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另一半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如公园、马路、医院、学校等。原农户得到农转非的另一半建设用地后,要按照城市规划开发使用、也可以在市场上自主交易。但开发和交易都要缴税,并且是累进税,税收差不多要占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的一半多。

  台湾土地的农转非制度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都是依法进行的,权力操作的空间不大,腐败就会相对少了。加上增值收益实行累进税制度,当增值到一定的程度后,其再增的部分就100%的缴税了,所以当钉子户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更成了不英雄了。

  由于大陆土地农转非和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使得暴力获得暴利成其本质特征。政府和开发商使用暴力获得土地,政府和开发商就会获得暴利;钉子户使用暴力对抗政府和开发商,钉子户也往往能够获得暴利。

  所以,在大陆的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在建设用地开发过程中,见到了就是以暴力获得暴利的争斗,正当性荡然无存,以暴力对抗政府就可能成为英雄,多愚昧的制度设计啊,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大陆土地农转非制度及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大陆该好好学习台湾,其实不难学,一学就会。就是不愿意学,阻力不再别处,就在地方政府的少数腐败官员和国土资源部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这个事情应该由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尽快解决。

  以暴力获得暴利的制度,导致以暴力对抗政府获得暴利便成为英雄的制度,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做出决议改变这个暴制。

  

  八、大陆要限制农地休耕权和建设用地闲置权的过度使用。

  

  土地资源对大陆而言是非常稀缺的宝贝,但大陆农地撂荒和建设用地闲置却越来越普遍。除农户较普遍的撂荒外,很多龙头企业在政府补贴下大片占有土地,也大量撂荒和半撂荒;有些土地农转非很多年一直闲置,但征而不用的土地的增值收益比种粮食收益不知要高出许多倍,当然要闲置了。这是非常怪的现象,是制度设计出错或执行制度不严的结果。

  8%的土地要养活22%的人口,当然不能鼓励闲置土地。必须对承包地闲置和建设用地闲置征收闲置税,并且是累进税,闲置的时间越长,闲置税率越高。这样既可以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充分实现,又可以减少钉子户和赖皮户,还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现在的大陆农村,种承包地不交钱还领补贴、甚至撂荒地还领补贴的想象也很普遍,而粮食进口却越来越多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很多人主张农地向少数人集中,以为规模越大越好。人多地少的国家,不应该这样想问题,耕者有其田就好,土地不闲置就好。保证耕者有其田、最会种地的人种更多的地的农地制度就是好制度,其实“村民集体所有、农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就是这样的好制度,这个制度在大寨村等老明星村和古树于等新合作社是执行的最好,农业产出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对较高。

  

  九、大陆政府对平均地权的理解要深化,落实在政策法规上

  

  人多地少,应该平均地权。而现在很多改革措施就是一门心思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集中,这是有风险的——一是社会分化的风险,二是土地闲置的风险,三是政府调控失灵的风险。其实,平均地权与土地规模经营是可以协调的,譬如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全村的地由合作社的10个人种,这10个人种的是全村的地,给全村村民交粮交钱。这叫“确权确利不确地,集约经营增效益”,这样既平均了地权,又非常容易的实现了规模经营。

  平均地权不仅仅指农地,非农地也要平均地权。有很少人占有很多的房子和很多的土地储备,有很多的人没有房子更没有建房的地,这也有个平均地权的问题。占有很多房子和地的人要多纳税,占有很少房子和地的人要少纳税,没有房子和地的人应该住政府的廉租屋。如果不这样,一是房子和地大量闲置,二是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三是房价奇高无比,四是政府调控失灵。出现这样局面是制度设计出错——平均地权做的不好的结果。

  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成了屠杀普通劳动者的宰场,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或不懂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所致,或政府懂了也无意志在政策和法规上体现,10年来出台了很多假惺惺的调控政策糊弄百姓,以致这个市场越来越血腥。

  

  十、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近代中国最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以来,家族共同体的共有土地一直是增长的,到1949年,南方农村家族共同体占有的土地大约占到35%左右。乡村社会是自治社会,近代农村是以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家族共同体土地共有制(相对于集体所有制)是家族共同体实现自治的经济制度基础。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将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了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的最主要的制度基础。

  1949年后的乡村社会,是有史以来最有组织性的、最有动员能力的、最有治理能力的乡村社会。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起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无伦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乡村社会,还是现代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是集“发展、建设和治理”三种职能“三位一体”,“产权、财权和事权、治权”四权统一。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共同体基础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村社共同体尤其重要,否则,不仅发展成果留不住,民主政治是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小农“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成为必然。特别是现代化转型阶段,村社共同体是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的定海神器。消灭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就会消灭村社共同体社会。

  中国土地家庭所有制有数千年历史,土地向家族共同体集中是大趋势,土地向村社共同体集中也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趋势,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如果说中国近代以来在基本制度上有什么大的成就的话,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及其支撑的村社共同体应该算是,这项制度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强国之本。

  如果土地制度要改革,必须是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改革,重点是发展农民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以促进村民集体成员地权的充分实现和村社共同体的不断巩固。

  共产党高官,如果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不在乎农民村社共同体的社会主体作用,一定是屁股坐到了资本立场上了。

  

  十一、偿还政府债务和化解金融危机不应该成为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有很多的理由,譬如: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民社会、宪政等都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我始终不明白,维持农地农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底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民社会和宪政有何冲突了。没有9亿小农的共同体,小农有自由、民主、人权?有实现小农当家作主的法治和宪政?

  如果你先放下脑子里固有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您学习于建嵘实实在在站在小岗村的土地上和大寨村的土地上,体会体会小岗村的小农是什么,也体会体会大寨村村民是什么,再说是不是一定要消灭“土地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搞“私有化+单干+社会化服务”。

  还有一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据说是因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化解政府债务,甚至还可以化解货币超发所致的危机。

  网络上有这样一条微博:

  “首领对难民曰:跟我混,打江山,同享福。果得江山田地无数。首领带民艰辛创业,卒。子辈当家,图享乐,耗尽金银财宝,欠巨债,难。求王林,王林开方,私有化——崽卖爷田。果然财源滚滚来。不多日,田地卖光,再难。求洋医方,也私有化——崽卖爷企。果然财源滚滚来。民哭,念首领,盼救星,而已!”

  有记者问我,90年代政府欠债不多,你说很危险,现在政府欠债这么多了,你反倒说不危险,为什么?我答:原先担心社会主义变颜色,所以说危险。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悲壮了,人民依然睡大觉,官员只私有化一招,以现在的债务额度,通过“崽卖爷田”还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化解债务的。记者再问:爷田卖光了怎么办?答曰:崽就走到尽头了!

  照这样的私有化逻辑下去,钓鱼岛可以卖、台湾可以卖……最后应该出售紫禁城和故宫!

  问题在于即使今天即刻宣布了土地私有化,我想象不出地方政府债务会奇迹般的化解,还可以肯定,小农的农地还是照样不能金融资产化,市民的房产价值和价格或许不会有丝毫变化。只可能有一个变化,为过剩的资本廉价收购千千万万小农的农地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或许这样真的可以缓解货币超发所致的危机,但这会更加背离“平均地权”的原则,其后患可能比超发货币所致的危机更加严重。

  

  十二、私有化可以保护农民的土地不受侵犯?

  

  很多人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村长所有制,所以农民土地被征用。这样的忽悠很容易让人信,但事实完全相反。大寨等村庄维持了土地村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村民共同体在市场上、社会上、政治上是强势主体,其农转非的土地及其增值收益基本上留在了村社内部。小岗村分田单干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村社共同体解体了,村书记村长内生不出来了,全村村民摁手印哭求省里派书记和村长领导他们,其农转非的土地及其增值收益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和商人拿走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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