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鹏 徐银波:社会变迁与地役权的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3-08-27 16:10:40
作者: 孙鹏   徐银波  

  在实践中确有助益,应予认可。事实上,罗马法上的“附带保留” {19},即为典型的自己地役权,如《学说汇纂》D.8,4,3描述到:“若所有权人将两块土地的其中一块以下列条款将所有权转让给你:给你的土地将对他自己保留的那块土地负担一项役权,或者相反。那么人们认为役权是依法设立的。”{20}《瑞士民法典》第733条也早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自己地役权[5],德国实务界亦认为,“如果存在对所有权人不动产设立役权的经济或者精神需要,应允许所有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定地役权。”{21}由于自己地役权并非约束设立人自己,而系约束未来出现的受让人,在不动产分割归属于不同权利人后,其并不会破坏通过他人不动产实现自身不动产便利使用这一役权的制度逻辑。而且,自己地役权的设立,也不会损害继受人的利益,因为权利人之所以会在大面积土地或数宗不动产间设立役权,其出发点是增加这些不动产的整体效益,断非意图损害受让人,因倘若损及受让人,其售价亦会降低,结果对自身不利。同理,受让人知悉该地役权,自然也会将其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考量因素,而无受损之虞{22}。在我国,开发商销售房屋时,也经常为使个别专有部分实现效用上的最大化,而与该部分的购买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拓展其权利范围(如购买顶楼者可对楼顶平台享有专有使用权、购买底楼者可圈围一定面积作为私家花园),但由于此等约定不具有对抗其他买房人之效力,导致纠纷丛生。即便开发商在其售房广告或其他宣传材料中对此等内容作出了统一说明,也面临着该说明在法律上产生何等效力之疑问。无独有偶,为保持小区的统一风格,开发商或物业服务企业也要么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或者相关告示,对阳台改造、防护网安装等提出特殊要求,然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如此要求的法律正当性何在,也在实践中被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买房人和业主也多不予以配合。若认可自己地役权,只要开发商事先设立地役权并办理登记,则具有对抗一切买受人的效力,买受人要么依法作为需役不动产权利人取得相应权利,要么作为继受的不动产供役人负担对应义务,前述实践中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三)内容:“役”的内涵变化与外延发展

  “役”为地役权之内容,乃地役权之核心。“役”的内涵变化与外延发展,以及其从抽象到具体之走向,也构成了私人地役权结构性调整的重要一环。

  1.“役”的内涵变化:从不动产客观效用到权利人主观利益

  传统观念认为,地役权的设立,旨在提高不动产的客观利用效益,而非为满足不动产权利人的主观需求;若仅满足权利人的主观需求,而并未增进特定不动产之效用,则其本质上为人役权。按照这一认识,通过他人土地引水灌溉自己的土地,因直接提高了自身土地的效用,其为地役权应无疑问;相反,限制他人加高建筑物,或者通过他人土地通行,因并不直接增加自身土地的效用,而仅仅是为权利人提供了眺望和通行上的方便,似乎不能称为地役权。然而,客体依附于主体方有价值,欲找出一种脱离土地权利人利益的单纯土地利益,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利只能为人所利用而不能为物所用{23}。事实上,不动产之效用并不一定以物理的方式固化到不动产之上,也不一定直接表现为不动产经济利益和使用价值的提升。相反,其核心为权利人利用不动产之效用,该效用不限于经济利益,亦包括精神或感情利益{24}。因此,只要从供役不动产中取得利益,即使未增加需役不动产本身的价值,而仅仅满足了需役不动产权利人的需要,地役权亦能设立{25}。即对供役不动产的利用,不仅系为需役不动产的便利,而且更系为需役不动产权利人之便利{26}。必须指出,前述“役”在内涵上的变化并不否定地役权与人役权之区别,二者之间仍泾渭分明。具体而言,地役权是权利人为使用自己不动产而对他人不动产加以利用或限制,仍从属于需役不动产转移、消灭;人役权则是权利人直接利用他人不动产,而根本不以强化自身不动产效用为基础。例如,眺望地役权虽不直接增加需役地的客观效用,而更多表现为需役地权利人的主观利益,但该主观利益仍未超脱需役地利用之范畴,其仍然以需役地为系属。与此相反,人役权如法国法上的居住权直接为满足特定人的居住需求而设定,居住权人仅仅从他人不动产取得权利,该权利不与自身不动产发生任何关联。

  2.“役”的外延发展:新型“役”之涌现

  一是反向限制相邻关系。通说认为,地役权旨在补充相邻关系之不足,当事人可通过地役权之设立,使相邻不动产权利获得更高程度的限制和延伸。在一定意义上,相邻关系是“法定”的地役权,而地役权则是“约定”的相邻关系。问题在于,地役权能延伸相邻关系之程度,其又能否限制甚至排除相邻关系的适用呢?就此,学者们意见不一。否定说认为,相邻关系规则旨在使不动产均能物尽其用,本质上为强制性规范,就此享有利益者不得抛弃{27}。肯定说认为,相邻关系规则虽多采“不得”或“应”之用语,但属于禁止规范者仍为少数{28},因为其通常只直接关涉个人利益{29},允许当事人自行调整,更能充分实现经济效用{30}。我们认为,肯定说对相邻关系规范本质的认识更为准确。诚然,相邻关系通常只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但有时也会攸关社会公共利益。在相邻关系仅涉及个人间之利益调节时,相邻关系规则并不具有强制性,应许可当事人以设立地役权的方式排除法定相邻关系规则之适用;但在相邻关系中融入公共利益因素时,则不得以地役权排除当事人依法定规则取得的权利。例如,檐滴仅涉及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私人利益之考量,故《葡萄牙民法典》第1365条第1款虽禁止檐滴注入相邻不动产(相邻权),但第2款允许设立相反之檐溜地役权;相反,不可量物排放关涉公共利益,故仅许可约定限制排放,而不得约定超标排放。

  二是商业地役权。与耕作、建筑地役权不同,商业地役权旨在限制营业竞争,即约定禁止在供役不动产上从事与需役不动产上相同或类似之经营业务。我国亦发生过此类案件,如位于闹市区的某大厦内的金银饰品商甲,与邻近大厦业主乙约定,在乙的整栋建筑内,不从事金银饰品经营活动。后乙将商铺单间出售,业主丙开设金银饰品经销店,遂生纠纷{31}。商业地役权之本质,与禁止加高地役权,并无差异,均为消极地役权,只是其限制的内容是供役不动产之用途,其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且供役不动产权利人愿意接受限制,亦必有回报,应予认可。但为避免其脱离协调不动产利用之宗旨,而仅满足不动产权利人之需求,并最终沦为人役权,在设立商业地役权时应附加两项限制:第一,约定旨在增加负载某种商业活动的不动产的经济价值,而非单纯为了与相邻不动产毫无关联的商业经营本身{32};第二,约定须是对对方行使不动产权利的限制,而非对对方行为自由或处分自由的约束{31}469。

  3.从抽象“役”到具体“役”

  就权利位阶而言,地役权应与人役权相对应,其本质上为一类而非一种用益物权。在我国,《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使用权三种具体人役权均作有详细规定,同时,将地役权作为与这三种人役权并列的权利加以规定,从而与传统民法典上的用益物权结构大致相同。应当说,这样的用益物权结构贬低了地役权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我国《物权法》在内的地役权立法,通常仅对作为该权利核心的“役”为抽象的界定,而缺乏对“役”内容之具体表达。例如,《物权法》第156条将地役权描述为“利用他人不动产,以提高自己不动产的效益”之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原第851条规定,“称地役权者,谓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权”。由于“役”的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不仅缺乏对民事主体的指引功效,而且也降低了地役权公示之效果,最终妨碍了该权利在实践中的运用。有鉴于此,我国台湾地区修改“民法”时,采类型化补助思考形式,明确列举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役”,将原第851条调整为“称不动产役权者,谓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此种具体指引与抽象规定相结合的方法,既强化了民事主体对地役权结构、功能之认识,方便了地役权的设立与公示,同时又使地役权保持着适度的弹性,值得祖国大陆所借鉴。

  诚然,上述私人地役权的结构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役权的社会适应性,使其在实践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但私人地役权结构性调整在功能上也是有局限的,学者们赞誉其使地役权重获盎然生机{27}172、焕发生命“第二春” {24}715,均言过其实。如前所述,私人地役权之根基已被挖空,期盼其再现盎然生机,不过是人们不忍目睹这一古老制度落魄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事实上,在私人地役权的结构调整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进行了全方位的,也是大刀阔斧的尝试,但其地役权却萎靡依旧,并未呈现蔚然勃兴之景象。那么,欲使地役权化茧成蝶、浴火重生,又究竟路在何方呢?

  

  三、从私人地役权走向公共地役权

  

  如前所述,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极大地减少了私人间协调不动产利用之需求,传统私人地役权在该领域几近沉寂。然而,由政府积极推动、公用企业主导实施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其本身也必然涉及到不动产协调利用问题,面对主流学说在该领域的漠然和立法规定的缺失,供电、供水、供气等实务部门的人士纷纷撰文呼吁立法创设公共地役权。[6]那么,地役权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与传统的私人地役权又存在何等差异呢?以下即以供电设施建设为例,对此展开分析和研究。

  (一)以地役权解决公用企业用地

  当下,公用企业基础设施用地,亟需地役权制度予以调整。以电网建设为例,除发、变电站建设可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外,就输电线路、电缆走廊建设及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现行法并未提供有效的用地路径,通过地役权进行调整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因为:第一,公用企业虽可通过建设用地使用权解决用地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上成本过大,甚至举步维艰。尤其是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建设时,根据我国现行法,必须先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然而,供电设施中的杆、塔占地面积微乎其微、且数量庞大,根本无法为浩瀚如海、面积甚微的杆、塔建设办理征收手续。而在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时,法律仅禁正保护区内的不动产权利人为妨碍供电安全的行为,供电企业无需实际占有和支配保护区内的土地,若对这些土地进行征收,必将导致土地资源的闲置{33}。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电力设施建设时,虽不涉及到征地问题,但当某一宗地已经出让给特定主体享有,再于该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异于在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设立次一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徒增用益物权体系之混乱。第二,相邻关系也不能满足公用企业的前述用地需求。因为相邻关系要求不动产相互毗邻,而供电站、目的网络与沿途各建设点并不绝对相邻,甚至相距遥远,不符合相邻关系的逻辑前提。何况,按照相邻关系规则,要求以造成损失最小的路线和方法设计和建设,如此亦必然妨碍供电等公共事业之发展。第三,现行法的相关规定,对法律关系的定性模糊,导致利用程序、权利义务不明,纠纷不断。如《电力法》第16条规定,电力建设使用上地,有征收及其它方式,但对其它方式语嫣不明。《重庆市供用电条例》第14条第3款似乎对“其他方式”有所细化,规定不征地架设杆、塔的,应对土地权利人给予补偿,但就如何利用土地及如何补偿,仍以“办理有关用地手续”、“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之类含糊的措辞进行搪塞。再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16条第1款规定,线路需穿过林区的,应依法砍伐通道、付给树木所有人一次性补偿费用,并与其签定不再种植树木协议。该协议性质为何?补偿是对被伐树木的补偿,抑或对被伐树木及将来不得植树损失的补偿?若为后者,应支付给树木所有人抑或还应包括林地权利人?凡此等等,皆未明确。再如《电力法》第53条规定,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任何人不得修建、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植物。设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对土地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尚不显著,而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区的划定,因限制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米范围内的土地用途,并因高温油气通过使土地升温,导致周边植物无法生长,直接给土地权利人造成损失。但这些规定在限制保护区土地权利的同时,并未规定对土地权利人进行补偿。试想,在完全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征用私人财产时,尚且要对被征收、征用者进行补偿。公用企业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7085.html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