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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更新时间:2013-08-27 09:37:14
作者: 张颖  

  

  1992年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二十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这一公案,还被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窜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北京当时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根据当时的传说,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六十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1972年8月12日,乔冠华副部长告诉我,当天下午三点,江青要接见一位美国客人——洛克珊·维特克,派我去陪见。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句什么话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边,我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找借口推辞。但乔冠华说这是他们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决定的,并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一番,我只好服从。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回去后,我们分别向部里和友协汇报了这些情况。17日夜,周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开会,说江青已飞往广州,走前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继续谈。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后来又在19日晚和24日半夜找我们去谈了两次,最后表示,江青一定要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去,你们还是原班人马陪同吧。他让我们到广州后立刻把他的意见转告江青,再见一次就够了,只谈谈文艺,不要谈其他。还说维特克的签证是28日到期,不要再延期了。

  但是,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向部领导请示汇报,也一次次不得要领。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啦,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美朝,说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正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十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

  没过几天,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会议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办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们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自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记录如何处理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都召集来了。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须送给维特克,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在岁尾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事、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在搞批孔、批大儒,这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但对江青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因而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事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

  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的。现在国内也正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成为谣言呢?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上的呢?有一天我到外交部去了解,才知道前些时候不知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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