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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十年风雨情——我与乔冠华

更新时间:2013-08-25 22:52:48
作者: 章含之  

  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天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15日凌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告诉大家,林彪座机已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随手写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首。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的四句诗是仿唐人卢纶,略改数字,出新意而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乔诗略——作者)。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拍案惊奇。1973年2月16日郭沫若”

  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三○一看望陈毅同志,他兴奋地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的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三○一’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19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元帅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吴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黑色的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初见冠华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

  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写“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

  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到我第二次再见到冠华时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派了八三四一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阶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

  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伦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毛主席的佳句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与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所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

  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1620年,英国约一百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飘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于,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

  ‘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日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父亲长逝

  

  6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92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早上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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