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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发: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

更新时间:2005-05-10 00:38:40
作者: 张盛发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和谐和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也存在着龃龉和矛盾。这种龃龉和矛盾表现为:两国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对立、两国对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产生这些龃龉和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等因素。

  「关键词」中苏关系/斯大林/毛泽东/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苏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对华进行封锁和遏止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则是苏联在美苏冷战愈益炽热的情况下而获得的一个新的宝贵盟友。建国初期(1949~1952年)的中苏关系是两国共同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全面的战略同盟关系。这种战略同盟关系是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美苏冷战和两个阵营对抗的形势下面对共同敌人的必然选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和谐和合作。但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和谐和合作也并非两国关系中的全部内容。主要由于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这段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也存在着龃龉和矛盾。本文将根据一些新的档案材料,论述这些龃龉和矛盾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

  

  一、龃龉和矛盾

  

  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两国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时甚至是对立)、两国对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这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确实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毛泽东在苏联既非诸事顺遂亦未处处感到温馨如意。

  

  对于中苏两国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斯大林是有所顾虑的,并且显得彷徨不定。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与斯大林商谈中苏条约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苏战略同盟。这对斯大林来说,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也正是所期望的。但是由此双方就必须首先处理棘手的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条约问题。而从苏联的角度讲,这个条约还不能简单地一脚踢开。这首先是因为它涉及到苏联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权益。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已经暴露出双方在这个事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因此,尽管从战略上来讲,斯大林非常渴望尽快确定两国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策略上,他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其次,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条约本身就是雅尔塔协议的产物。

  

  虽然美苏之间冷战正酣,并且双方都按自己的方式诠释雅尔塔体制的内容,但是谁都无意去触动它的基本框架。因此尽管在中国政权已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苏联废除与前政权的旧约并与新政府重订新约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行为。但是斯大林对废除雅尔塔协议副产品的中苏旧约是否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整个雅尔塔协议的有效性多少也是有点顾虑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时,斯大林只是同意修改而不是另订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我们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任何一条条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对于斯大林关于不必签订新条约的立场,毛泽东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既然斯大林已经作此考虑,毛泽东也只好表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可是毛泽东显然也不甘心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就此搁浅。他紧接着又说,“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模棱两可地回答,“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关于签订中苏条约的建议持冷漠态度,使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出现了罕见的冷淡场面。从12月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后到24日的第二次会谈之间,中间除了21日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贺活动外,毛泽东一直呆在别墅里,情绪不佳,烦燥不安。22日,毛泽东把科瓦廖夫请去谈话。让他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希望大约在12月23~24日举行一轮会谈,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和航空协定等问题。打算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但是,在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时,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及。毛泽东对此非常失望。

  

  只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和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执著态度才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在1950年1月1日与罗申大使的谈话中透露:“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毛泽东所传递的这一信息,对于斯大林立场的改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一,如果美国和英国立场一致的话,那么英国及其受其影响的印度和缅甸对中国的承认就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而这正是苏联所忧虑并且想要尽力防止的。而最有力的方法当然是尽快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第二,如果英国以及印度和缅甸承认中国,而美国并不承认中国,表明美国和英国的立场并不一致的话,那么苏联与中国签订联盟条约未必会引起美英的联合反对。此外,毛泽东多次提议要签订中苏条约并大有不订条约不罢休的样子。如果一味拒绝,恐怕不仅会失去中苏签订同盟条约的最佳时机,而且有可能使中苏关系受到很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到苏联后大部份时间闷居别墅足不出户,西方的媒体竟然报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虽然这是谣言,但也证明西方国家多少也看出了中苏之间不和谐的某些迹象。为了在西方国家面前显示中苏团结和防止它们对中苏关系的挑拔和破坏,签订同盟条约当然是最好的方法。这以后,又经过几次摸底和试探,了解到毛泽东在签订新条约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斯大林才最终改变了原先的立场。1月22日,在同毛泽东进行的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关于中苏签订新条约的意见。

  

  事实上,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其它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试举如下:台湾问题。在刘少奇于1949年6~8月访苏时就曾提出过在解放台湾时让苏联提供援助的请求。

  

  苏联方面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表示无能为力。毛泽东访苏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的回答很巧妙:“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种不进不退的答复,似同意又象拒绝,实际上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事关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但是就苏联而言,则事不关己,无关宏旨。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难免各唱各的调。这是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使然。

  

  对艾奇逊讲话的反应和处理问题。1950年1月12日,正是在毛泽东访问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演讲中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东北)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

  

  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苏联认为这是对苏联的造谣中伤,决定予以反击。

  

  1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把艾奇逊的这篇讲话交给了他,并提议两国“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莫洛托夫要求先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然后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毛泽东问,“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认为,这样的声明不应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交苏方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再发往北京,由行使外交部长职责的副外长公布这一声明。但是,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的声明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结果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

  

  不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起专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此事进行了会谈。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泽东。他始终一言不发。这件事情表明,所谓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别国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

  

  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问题。它规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予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项协定产生的背景是中苏谈判期间(2月6日)

  

  发生的国民党集团派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条件是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周恩来当时就曾询问协定中所说的“第三国”指的是哪些国家?斯大林回答说:“主要是指美、英、日”。这样的规定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实际上就是要把上述地区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后来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中方作了让步,同意签订补充协定。但是只是为了平衡的缘故,中方才要求把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列入到协定中去。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所谓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租让权都与中国没有任何实际的关联。斯大林对此当然是明白的。为了表示安抚,他决定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交由中方接收。

  

  后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一是在上海对中方提供空中保护,二是给一点敌伪财产。毛泽东在同尤金的谈话时说,根据斯大林的倡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这些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

  

  关于苏联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的问题。苏方在会谈中要求签订一个专门的议定书,保证苏军及其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在中苏境内作自由调动。周恩来反对给予苏军这种调动权,认为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是:允许中国军队利用苏联铁路由东北经苏联领土向新疆进行调动。周恩来认为这是遵守平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苏军可以通过中国领土,那么中国政府也应当有经苏联领土调动自己军队的类似权利。但是苏方却说中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它认为,首先,中国军队可以经自己的领土由东北调往新疆,因而经苏联领土调动没有实际必要。而苏军只有通过陆上通道经中国东北才能调往旅顺港海军基地。苏军从海路调往那里在许多情况下不太方便,如果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紧张的话,这种调动是不太安全的。其次,中苏两国是盟国,作为盟国解决问题应从相互利益的角度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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