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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苦难的力量:理解文明的逻辑与文明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3-08-22 21:10:31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普通人对自身苦难经历的讲述可以如同民间故事一样"表明这个世界是怎么组成的,以及如何去应付这个世界"。1 而倾听者则可藉此进入心态史的研究领域,获得对历史过程和逻辑的理解。这使得普通人的苦难有了另外一种力量,即透过倾听、记录和理解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们可以获知一种独特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运作的机制和逻辑。

  骥村"受苦人"所讲述的历史至少可以呈现出如下一些值得思考的逻辑,它们贯穿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逻辑之一:将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转变成阶级苦--资本价值论向劳动价值论的转换

  

  骥村人直到今天对旧时财主的记忆仍是以"恩德"为主的,"这儿的财主恩德着了"是许多村民讲述的开始语。"恩德"的内容既包括"伙种"--地主出租土地、出"底垫"(种子肥料等投入)和牲畜、牛料、农具,"伙子"(佃农)出劳动力的"合伙"经营土地的方式,也包括"安伙子"--劳动力成本即"伙子"平常吃用的粮食、柴炭、"伙子"居住的窑洞也由地主家提供,到秋收时主佃双方对半分成。除了生产经营方面的"恩德",在社会生活方面例如灾年时给予免租减租和救济、帮佃户"问婆姨"(娶媳妇)、资助一些聪明伶俐的佃户和长工子弟上学读书等等,也是村民"恩德"记忆的内容。他们的基本评价是"那阵人家地主家好的恶(非常)了"。

  靠勤俭、精明挣下家业并能传承于子孙后代的也并不一定是常态,不争气的败家子在骥村也大有人在。例如上世纪40年代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就通过调查发现,骥村最富有的地主马维新,从1924年起"买地主要是从本家破落的地主手里兼并来的"。2

  一些村民也讲到:"我们和地主家一个门头里面的老先人(前辈)是一个。我们这,××那头,和这地主都是一个门头,是三门。旧社会那阵啊,就和迩刻这人一样,迩刻有些人吃鸦片,就是海洛因,旧前是抽大烟。人家先人挣了,有些败家子就抽大烟,硬抽,抽,抽,就年年卖地,卖地,人家地多了自己地少了,就没地了。迩刻这海洛因公家禁了,禁的迟了,那可害人不浅了。那把中国的人都害完了,那可是大害了。我们家里就有吃大烟的,就从我爷爷就穷了。我们四个爷爷,有三个吃洋烟(指抽大烟)的,老婆也吃,老汉也吃。乍吃的年年卖地"。(19980515MRJ)

  美国历史学家Rawski 从1942年的调查材料中发现,农村调查团的政治倾向表现在其调查目的的阐释中:希望以马氏作为一个案例分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然而马维新的商业账簿并不能完全支持这一判断。维新的账簿显示,到1942年仍未偿还的租金可追溯至1883-84年。由于租金拖欠不能带来盈利,地主的实际收益和来自土地的回报率是减少的。3

  对此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恩德"是如何变成"剥削"的?或者"恩德财主"是如何成为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阶级的?

  黄宗智在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结构"与中国农村的"客观性结构"之间存在着的一致也存在着偏离。而"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换言之,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4

  在现实与表达存在偏离甚至断裂的情况下,国家毕竟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土改运动及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重构了乡村社会结构,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治理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诉苦"、"清算"、"斗争大会"、"打地主阶级威名"甚至"吊打"等作为国家仪式的权力技术,弥合了表达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农民的苦难与阶级仇恨之间搭建起桥梁。

  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提升为"阶级苦",需要改变人们原有的租佃雇佣观念。过去穷人因为能够租种地主的土地和受雇于东家而感激地主,称其"恩德",经过土改运动他们被教育而认识到,没有"动弹"(劳动)土地不会自己长出庄稼,地主因为拥有土地而坐享其成是"喝农民的血",也就是"剥削"。很显然,这是资本价值论向劳动价值论的转变;土改不仅是农民翻身的过程,也是他们的认知观念彻底翻转的过程。

  问题在于无论资本价值论(Capital Value Theory)还是劳动价值论(Labor Value Theory) 都只强调了市场交换关系中的一个方面。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其中劳动力价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应该包括劳动者生存、繁衍和提高技能素质的费用。而土地、资本和技术也参与了财富生产和交换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构成部分,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财富。正如威廉·配第的名言所指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高王凌在对旧社会租佃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租佃制度的发生,即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就离不开社会性之人和人群,不能不顾及彼此的情状和需要。……中国的租佃制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良好运作,绝对不是地主单纯压迫就可以达成。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实收率"的研究。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总括起来,大约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如何理解?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5

  如前章所述,绵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雇佣关系究竟是不是剥削、剥削量又如何计算,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用一个"剥削"概念一言以蔽之未免过于简单。中国地域广袤的农村差异巨大,有些地区土地占有的不均衡状态并不明显。例如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在这些老根据地构建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6 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黄宗智等基于满铁调查资料所研究的华北农村,其所呈现的村庄中阶层分化状态是富人多为不在村地主,村庄阶级矛盾并不突显。7 即使如骥村这样的大宗望族地主集中居住、贫富分化显著的村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也并非客观现实性存在,"剥削"概念亦无法概括真实而错综的社会关系。正如前章所述,除了"伙种"、"伙喂"、"帮工"等各类租佃雇佣关系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宗族亲属关系、祭祀仪式关系和互惠互助的社会关系;甚至当革命到来时,选择"红"还是"白"的决定性因素都不是按照阶级划分的--地主家的子女有相当多的走上了共产党革命的红色道路。 8在具体分析村庄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关系时,不难发现,斯科特意义上的"道义经济学"(Moral Economy)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

  是"阶级剥削"还是"道义经济"?10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以"一刀切"方式进行"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土改,以"表达性结构"替代"客观性结构"--以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取代农民的社会分层认知和价值判断,必然带来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与颠倒。骥村村民曾经恪守"人家有地那是人家有本事挣下的"和"勤劳致富"的理念与德行,并且希望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受苦",逐渐积累财富,拥有土地。这持守了上千年的道理在"天翻地覆"的土改运动中一夜间彻底幻灭--国家如同神魔在瞬间改变了一切。

  在土改运动六十年之后,回过头看其利害得失,骥村的一位村民评价说:

  土改那阵毛主席那分地,按你家里的人口、劳力状况,你没地的,给你分,多少都给你分,那阵都分的地主的地。(YJG20051107MRT)有那种懒明鬼(懒汉),给他分的地,他没二年又卖了。卖了以后没大几年,入了社,那就又有了,那又和你们一样样介,又都有了。那号勤俭的,少吃上点,节省的把地买下,地多些,多种两个。最后一入社,那甚妈×也没有了,专替人家受呢。没给你说吗,勤俭忠诚的,多会儿也是吃亏的。迩刻不还是那么个?你看啊,勤俭些的,还是个吃亏;那懒得不动弹的,天天生(歇)下,那人家愿吃愿喝,还吃了。国家要起甚了,勤俭的就……,那些懒人没有嘛,你跟他要甚了,这不是你吃亏着了?(20021029MRT)

  迩刻和旧前的思想纯粹就不一样。为甚了?迩刻人挣下时候就管享福,吃、穿,不像以前的人思想保守,就解开受(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积攥下准备买地啊。迩刻的人呢,不买田不买地,今儿弄着就享受。这运动和社会发展也有关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从没有土地到土改这分到土地,结果就是那回我跟你说的,有些好吃懒做的到农业社时候就没个甚球了,入了农业社又给他分了一份,这就比别人这个(划算)了,卖了那就吃了穿了花了,入了农业社呢又给他分一份。这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解开受的人呢屁也不顶,口里节省买下地入了社了,买下牲口也入了社了。烂农业社时,人家是一份份,他还是一份份。好吃懒做的落得多。迩刻的人就是说:挣下不顶事,叫你穷你就穷了,这就从斗地主开始就有这个想法。迩刻就有这种说法:不叫你穷,那是国家不耍你;叫你穷的时候,百万元户马上就穷了;耍你你还不得穷?这都有影响。(19980528MRT)

  

  逻辑之二:"继续革命"、不断"运动"的动力机制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整个中国运动不断,骥村当然不会是例外。一些老人在讲述中常常说的话是:"那运动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回回运动这村都少不了,上边有什么,这儿就有什么","还常常是典型、试点"。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被视为非政治存在的一盘散沙状的农民如何参与一次次政治运动?运动的发动和持续的动力来自何处?由此而成为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问题。

  在村落社会中,执著于生计的农民如何被卷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旋涡?又何以接受一套与其日常生活似乎并不相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体系?对于务实而虔诚的中国农民来说,崇高理想的灌输、意识形态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解释,都比不上实践来得重要,而最为有效的恐怕是仪式化的运动这一权力实践的方式,同时配合以象征与形象建构的过程。解答上述问题,"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这半个世纪的时段中,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堪称独特的历史时期,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政治运动(campaign)作为主要机制与途径,大大小小的运动,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充盈和控制着整个社会。与西方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所强调的"事件"(event)不同,与人类学研究经常关注的相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特殊节日也不同,"运动"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中已经成为常态的动员和运作机制,而不仅是突发的、特别的和异常性的事件。通过"运动"机制,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政治运动作为国家仪式具有裹携性和强迫性。作为一种"文化表演"的仪式,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即一旦成为仪式,便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便可操弄普通人的命运。具体而言,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仪式成为认同、区分及确定身份(阶级)、地位的标志;而仪式(运动)的发动者握有大多数人的生存资源,因而是否参与和如何参与便成为生死攸关的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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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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